《中华帝国史》第二章 肇基中夏

　　第二章肇基中夏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华人种不仅遍及我国南北各地，而且已经遍布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由于沧海桑田的变迁，后世被称为“中原”的黄河中下游大平原逐渐形成，这为大中华核心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异常优越的温床。为了保卫中华人种的生存空间不被白色人种挤占，分散各地的中华人种各部族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而统一是要在核心族群和英明领袖的主导下，经过残酷的战争才能取得。从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缔造中华文明的根基以来，直到以黄帝主导的黄帝族、炎帝族和东夷族部落大联盟在中原建立，大中华统一的核心才初步形成。从轩辕黄帝征伐四方到汉武帝大一统，在这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华先祖以神勇无畏的精神开疆拓土、牧马八荒，不断巩固、强化了大中华的国本，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本章主要叙述中国的传说时代及夏、商、西周三个早期王朝。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人类诞生、建国立业的神话传说，这些都是先民们留下的珍贵的远古记忆，都是伟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祖先的任何神话传说，都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不管这些神话传说到底形成于战国还是两汉。就算是形成于两汉的神话传说，距今已经两千年左右，也是弥足珍贵的。从传说时代开始到夏、商、西周，大中华统一的核心力量最终形成。

　　第一节神州先圣

　　古代《山海经》等著作认为，夏族起源于西部一个叫做昆仑丘的地方，分析新石器时代甘肃马家窑、齐家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可知，这种传说并非虚妄。甘肃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长而狭的头形、狭而高的面形、较高的头高、中等鼻形及眶形等，同现代东亚和华北人种较为接近。这与明显具有阔鼻倾向的仰韶文化居民区别明显。虽然仰韶文化对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影响很大，但没有改变当地居民的体质特征。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居民，即前仰韶时期居民具有高颅、中眶、阔鼻的特征，有些特征如梨状孔较宽，鼻梁扁塌等与现代南亚类型人种更为接近。仰韶文化居民体质特征为：中等长的颅形、中等面宽和中眶形，具有较普遍的阔鼻倾向和明显的上齿槽突颌。总的特征虽有某些与现代东亚类型相近的性状，但同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南亚类型接近的程度更大。同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同前仰韶时期相比，有更多的共性。

　　龙山时期黄河中游居民较之仰韶居民，体质特征上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在鼻形方面，已更多地具有现代东亚人种的特征。龙山时期，气候逐渐向干凉的方向发展，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文化有向黄河中游移动的迹象。西北地区的居民在较早的时候就具有现代东亚人和华北人的特征，并从龙山时代早起开始，向关中地区移动。东北地区的居民不仅具有较多的东亚人种成分，且也有向南移动的趋势。西北、东北文化的大移动，极有可能导致龙山时期黄河中游居民体质特征的转变。鉴于此，我们对起源于西北地区华夏先祖的神话传说就要倍加注意。

　　对中华文明产生贡献最早的祖先是燧人氏。元谋人、北京人、金牛山人使用的都是自然火，而距今5万年以来，中华先民发明了人工火，燧人氏就是人工火的发明者。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自命为人，故称“燧人”。燧人氏祖居昆仑山，距今1万年，燧人氏逐渐迁徙到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在此钻木取火，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燧人氏时代，不仅发明了人工取火，还发明了陶器、编织，创立姓氏，名山万物，首创天干，作《河图》、《洛书》以观天象，结绳纪历。燧人氏部族后来又逐渐东迁甘肃东部。燧人氏时代，由燧人氏分裂出的氏族还有婼氏、华氏、胥氏、华胥氏、赫胥氏、仇夷氏、雷泽氏、盘瓠氏等，这些氏族逐渐遍及我国南北各地，乃至西伯利亚和美洲等地。燧人氏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和现今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还是汉藏缅羌语系和豕（shǐ）韦盘古（东胡、通古斯）语系的共同祖先。

　　在距今1万～7000年，我国进入伏羲氏时代。赫胥氏、华胥氏是燧人氏裔民，由康藏高原进入黄土高原，是伏羲氏的祖先氏族，伏羲氏生活在甘肃东部一带。伏羲氏族又与女娲氏族通婚，最终形成伏羲女娲氏族。伏羲氏的贡献有：发现野生麦——莱，开始牧羊、养蚕，作太极八卦，制历法。蚩尤黎苗、太昊、少昊、少典巴廪等均是伏羲氏族裔。

　　在距今六七千年时，我国进入炎帝神农氏时代。此时，燧人—赫胥—伏羲氏仍然留在古昆仑山、祁连山、不周山和甘肃秦安一带的裔民少典氏、有蟜氏，在此繁衍了炎帝氏族和黄帝氏族，并与彤鱼氏、方雷氏、西陵氏、白鹿氏、三柯氏等，共创了陕、甘、青、阴山、河套等地的西羌戎狄文化，同样发明了文字、彩陶，营建居邑、天文观测中心，制历授时，弘扬八卦、太阳历、天文学，率先进入了彩陶礼器时代，创造了中国西部的上古文明。大典少典有蟜氏族裔，主要有炎帝族、神农族、轩辕黄帝族。炎帝氏族和神农氏族均发展了农业文明，神农氏尝百草以药救人。蚩尤继承伏羲、太昊文化，在泰山、临淄等地建立天文观测中心，发展农业，建立三苗九黎联盟统一东夷。

　　燧人弇兹氏为天皇，伏羲女娲氏为人皇，神农炎帝氏为地皇，统称三皇。三皇既是部族英雄的名称，也是部族的名称，更代表着一个时代，燧人氏时代至少在1万年以上，伏羲氏时代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炎帝—神农—蚩尤时代距今四五千年左右。三皇之后是五帝，与三皇一样，古代典籍的记载并不相同，通常认为包括轩辕黄帝氏、高阳颛顼（zhuān xū）氏、高辛帝喾（kù）氏、陶唐帝尧氏、有虞帝舜氏。三皇五帝是今天中华各族群及历史上的各族群的共同祖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来自于我们是同祖同源同文化根脉的三皇五帝的子子孙孙。

　　第二节皇祖轩辕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致出现了一些族团。即西北陕甘西羌集团，华北辽冀蒙边的北狄集团，华东海岱地区的蚩尤东夷集团，长江流域的南蛮集团。轩辕黄帝时代大约从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4000年。黄帝时代的历史，基本上是东、西、南、北几大族群相继向中原地区推进和发展的过程，通过战争而最终融合成了中原部落大联盟。

　　关于黄帝族的确切起源尚无定论，但黄帝族对于中华民族的缔造功不可没，科学分析表明，新石器时代甘肃马家窑、齐家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比当时中原仰韶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更接近于现代华北人，黄帝族起源于西北的可能性很大。在黄帝进入中原前，江淮流域蛮族的一支九黎族率先进入黄河中游，与稍后进入该地区的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族被打败，可以想见九黎族非常强大。炎帝族向黄帝族求救，黄帝族进入中原，与炎帝族联合，展开了与九黎族长期的战争。传说中的九黎族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敢善战的部落，其首领为蚩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属制作武器的人，英勇善战，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战神。最后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战，九黎族战败，蚩尤被杀，可见黄帝比蚩尤更为强悍。不论蚩尤还是黄帝，均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异常善战，我们的先祖是以赳赳武夫的姿态崛起中土，正是这股精神，使得我们的国家不断向四方拓展。

　　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战败，部落大部分被黄帝兼并，组成炎黄集团。炎帝则逃亡南方，与南方一些土著族群互相渗透。黄帝接着又用兵四方，史载黄帝征战的足迹北达河套，南抵江淮，西至崆峒，东接莱夷。虽然黄帝的军事扩张很远，由于当时的黄帝族游移不定，因此不能表明当时的统治范围就那么大。但黄帝的武功在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为炎黄集团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空间。

　　黄帝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因为强大的武力，所有原初居民均崇尚武力，黄帝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教化民众、协调内部，《史记》载黄帝在位时期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修德振兵”。如果一个部族不能很好地协调内部，就很容易发生内讧，这个部族就不能保持稳定而内耗，丧失了抵御外患的能力。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强大的国族其内耗最小，这也是他们能够强盛的重要原因，而惯于内斗的国族主要发生在弱国。

　　当时黄帝修德的内容有“五德”之说，强调长幼有序，这样黄帝族开化较早，人民有了共同的精神理念而紧密地团结在黄帝周围。其他部族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共同的精神纽带，最终为华夏族兼并，到了春秋末期，这一过程基本结束。如东周初年王室衰微，周天子丧失了盟主的作用，而齐桓公起来称霸，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山戎保存了燕国，讨伐“狄人”又重建了卫国。尽管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犬牙交错，但由于华夏族有共同的精神支柱，都承认自己是黄帝、尧、舜、禹之后，互相救助，加上武力强大，最终走向强盛。

　　由于战事的频繁，在中国广大地区留下了黄帝的足迹，黄帝的子孙，或在中夏，或在夷狄，黄帝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学者认为，匈奴，至少部分匈奴也是黄帝的子孙。《史记#8226;匈奴列传》中记载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的匈奴王赫连勃勃曾强调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子孙。《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也”。《魏书》称，建立北魏政权的拓拔鲜卑人，以黄帝之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为拓，谓后为拔，自称为拓拔鲜卑人。“昔皇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之子，受封北上，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西魏政权的鲜卑人宇文泰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少典。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政权时，也重申这个观点。

　　契丹族自崛起之日就以炎黄自居。《辽史#8226;世表序》载：“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中土者，本同出也，辽本炎帝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建立西夏的党项人自称是北魏拓跋氏之后，自然也是黄帝后裔了。西夏立国时，在给北宋的表章中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今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金章宗曾经下诏规定各地对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中华始祖和汉族帝王进行三年一祭，以表示“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满洲贵族一再宣扬自己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直到今天，地处南方的苗、侗、白、布依、彝、纳西、拉祜、瑶等族群，相传盘古是他们的祖先，壮、黎、水、畲等族群则传说自己是伏羲、女娲之后。

　　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威服”，一方面建立起地域更广的部落大联盟，另一方面也大大加速了旧有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华夏族的凝聚融合。后来黄帝在史上的地位人所共知：几乎所有在华夏民族覆盖下的部族，无论是东夷、西夏、南蛮、北狄，都一致尊崇他为全民族的共同祖先。这种统系观念起源很早，并不纯属于战国诸子的构造。而奠立这一统系观念基础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即在于黄帝是中国文明社会正式诞生前中原部落大联盟的缔造者和第一位领袖，同时也是对华夏民族的孕育和形成最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近来每年清明节，陕西省黄帝陵前都会有大量海内外华人祭拜，显示出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拳拳之心。连古人都承认黄帝是中国众多族群的共同祖先，可现在却有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他们千方百计要从族源上割裂中华民族，纵然黄帝不是今天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也绝不仅仅是汉族群的祖先。即使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的祖先与黄帝时代的其他族群的祖先会有着更多的一致性，我们不能随便斩断中华民族几百万年以来的血肉关系。中华民族诞生于本土，因此中华民族各族群必定存在着共同的祖先，虽然各族群有一定差别，但这是源于共同祖先的不同部落迁徙到不同地域适应当地环境的结果。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族群问题上犯糊涂，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戎所言，族群问题应该文化化而不能政治化，居民身份证上就不应该有族群标记，像美国一样，这样大家会更多地意识到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美国仅200多年的历史，却能把历史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种群融在一起，其大力推行主体文化——英语和基督教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做法却很少显示出政治意味。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扩大、强化汉族群的认同范围，很成功，符合历史趋势，对于那些历史上和汉族群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模糊族群，它们基本上也认同汉族群，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却人为地割裂了，仿苏联理论，硬是要进行“民族”识别，把一些应属于汉族群的划在外面，我们还以为尊重、爱护它们，其实严重地伤害了它们的感情，就像一个小家庭，不要某个子女了，孩子会高兴吗？近来全国进行DNA检测，证明汉族群不同地区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汉族群与本地其他一些族群的差异。这足以证明，汉族群没有标准的血统，它由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全部或部分融合而成，它与今天中国各个族群都有亲缘关系，它只是一个文化现象。

　　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如马戎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内对于汉、回、蒙、藏等族群，不要称为汉民族、蒙古民族等，因为这种称呼是对中华民族的挑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权威，并且这种称呼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这种称呼进入大众视野只有五六十年的光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提法。汉、回、蒙、藏等应该比中华民族要低一个级别。最好称汉民、藏民、回民、蒙民等，迫不得已只能称汉族、蒙古族、回族等，这种称呼最好不要用。术语应该称族群，如汉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等，国家应该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下去，先从党政文件、教科书开始，推及各领域，这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成为一个实体的关键，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

　　中华民族的先民诞生于中国本土，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实体，除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外，还需要战争来促进，中华民族不会自发地形成，笔者更多讲的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战争，希望大家谅解。任何部落、族群、民族的形成过程均伴随着战争，战争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大前提。战争本身是一种痛，但这种痛却是族群、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像婴孩出生母亲所受的痛一样。

　　秦灭六国、百越、西南夷有痛，但不这样汉族群就无法形成；蒙古部灭塔塔尔、蔑尔乞、克烈、乃蛮、汪古（内蒙古）、斡亦剌（新疆北部、西伯利亚）等部有痛，但不这样蒙古族群就无法形成；吐蕃灭羊同（藏北）、吐谷（yù）浑（青海）、党项、白兰羌（川西甘南）等部有痛，可不这样藏族群就无法形成。秦汉对匈奴、西域的战争有痛，隋唐对突厥、西域、契丹的战争有痛，蒙古对西夏、金、西辽、大理、南宋的战争有痛，清朝入关、西征的战争有痛，可不这样，中华民族就不会形成。

　　这些痛在当时是存在的，伴随战争过后的融合，这种痛大都消失了，如果今天还有些许残留，也终归是要消失的。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当时人们的感受，分出是非曲直，胜要有胜利者的风度，败要有失败者的气节，中华民族不是乌合之众，中国是勇士的乐土，不仅由于我们的血缘，更是由于我们对强大、勇敢、正直、诚实、仁爱的追求而凝结在一起。本书既有对统一者勇略的赞赏，也有对抵抗者坚贞气节的钦佩，而所有这一切，则是对各族群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忠孝仁勇、诚信奉公灵魂的由衷仰慕！

　　第三节巩固国基

　　尧舜在位后，继续在中原部落联盟内部推行德治，对外征战。尧舜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主要对三苗作战。三苗势力强大，不断向北扩张，严重威胁中原部落联盟。尧舜率部打败了三苗，将一部分迁移，对一部分进行教化，但三苗主力尚存。

　　一、夏定九州

　　到大禹的时候，对三苗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炎黄族的势力推进到江淮流域。大禹的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以至于1000多年后的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伙同商朝的后裔武庚及东夷部落叛乱时，周公在东征的誓词中说：“拿起你们的武器，踏着大禹的足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人不降服。”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居长江流域后依然很强大，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炎黄族对抗。大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炎黄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

　　禹伐三苗这次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北方、东夷的一些部落慑于大禹的威力纷纷归附，大禹的权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战争的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或沦为奴隶。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的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作为奴隶制的夏王朝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夏王朝的实际创立者大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黄帝、尧、舜并称，成为华夏的先祖。从远古的战争中我们可以得知，东夷、三苗、九黎和炎黄都是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基本成分，由于三苗、九黎是中原土著，即使被炎黄集团打败，除了俘虏，剩下的部落也不可能全部迁往南方。因此，远古时华夏在萌芽期就融入了当时强悍的南方族群三苗、九黎的血液而发展壮大。

　　大禹的另一大功绩就是治理洪水，他用疏导的方法让洪水顺利地流入大海。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都了如指掌。禹重将天下规划为九个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禹规定：天子帝畿以外500里的地区叫甸服，再外500里叫侯服，再外500里叫绥服，再外500里叫要服，最外500里叫荒服。甸、侯、绥三服，进纳不同的物品或负担不同的劳务。要服，不纳物服役，只要求接受管教、遵守法制政令。荒服，则根据其习俗进行管理，不强制推行中朝政教。禹为了巩固对各地的管理，经常巡视各方。一次禹到南方巡视，在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约请诸侯相会。禹为纪念这次盛会，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铸成九个鼎，象征统一天下九州，成为夏王朝的象征。

　　禹生前推荐东夷首领皋陶作为继承人，不久皋陶去世，禹又推荐东夷的伯益作为继承人，但禹的儿子启在夷夏联盟中的地位也日渐突出。禹死后，众多属部的首领基于禹和启的威望，纷纷“去益而朝启”。公元前2070年，启继位为王，这标志着禅让制的失败和世袭制的胜利。启即位后，受到传统势力的挑战。伯益组织东夷军队向夏启进攻，被夏启平定。接着，夏启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打败有扈氏，夏启的统治稳定了下来。

　　夏启死后，诸子为争夺王位而陷入内乱，东夷的后羿等人一度夺得夏政权，史称太康失国。少康时终于复辟成功，夏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夏朝与诸夷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史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继少康而立的杼，是夏朝有名的国王，杼发明了防御武器甲。杼统治时，远征到东海之滨，迫使东夷纷纷臣服。杼的儿子芬在位时，“九夷来御”，即江淮流域的9个夷人部落向夏称臣纳贡。泄（杼孙）时，“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发（桀父）时，“诸夷宾于门，诸夷入舞”。这一切均说明夏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已经巩固下来。

　　夏朝从孔甲至桀，共四王，统治逐渐腐败。夏桀统治时期，夏朝内外矛盾均空前激化。夏桀倾全力与东夷的有缗氏大战，虽然取胜，但也元气大伤，经不住商汤的步步进逼。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

　　夏朝灭亡后，其部族四散，一部分在河套一带繁衍，后来成为匈奴的祖先。《史记#8226;匈奴列传》中说，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淳维是夏桀的儿子，夏朝灭亡后，淳维带领一些部众逃到北边，开始逐水草而居。淳维的部落号荤育（xūn yù），商朝时成为荤粥。夏族向西北逃散的部落还有虞、夏，虞即月氏，夏即大夏，《汉书》记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安定郡有月氏道，可见这两个部落确实留下了向西北迁徙的痕迹。大夏和月氏西迁甘肃祁连山一带，后来匈奴崛起，他们又西迁中亚。

　　二、玄鸟生商

　　商人的祖先最早居住在渤海沿岸的幽燕一带，受到东北红山文化的影响。后来商人逐渐南迁至河南东部，位于夏朝的东边。《诗经》、《楚辞》、《吕氏春秋》等均记载，有绒氏部族有个女子叫简狄，简狄吞下玄鸟的卵以后生下了商人的始祖契，是为玄鸟生商。玄鸟是商人的图腾，东北地区环渤海湾一带的许多古代部族都有与此相似的感生神话，即以鸟卵产生部族祖先，古代东北的夫余、高句丽、满洲均是如此。

　　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其先祖相土雄才大略，以相（安阳西五十里）为都，在位时曾大辟疆域。他的武功保留在其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里的海外，张荫麟先生推测为辽东或朝鲜。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弟弟箕子率众逃往辽东，建立朝鲜，箕氏朝鲜享国800余年，直到战国末年为燕人卫满所灭。武王要封箕子于朝鲜，可能因为商人在那里有根据地。相土还发明了用马来驮运东西和拉车，促进了商部落的发展。相土的四世孙王亥开始驯服了牛，王亥曾将大批肥壮的牛羊赶往河北有易族的住处做买卖，有易族的君主杀了王亥，吞没了他的牛羊。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为父报仇，兴兵杀了许多有易族人。有易之君潜逃到阴山附近，建立了摇民国。摇民国的居民和华北许多地方一样，也靠黍作为主粮。摇民国的居民，据说是舜的后代，也是从黄河流域北迁的。

　　商汤为部落首领时，夏桀无道，商汤发起灭夏战争。公元前1600年，成汤鸣条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大戴礼记》载，“成汤卒受天命……海之外肃慎、北伐、义渠、搜、氐、羌来服”，足见商汤武力之强大。

　　商朝建立后，其王室直接统治的范围只有国都及其附近地区，即王畿，相当于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地区。王畿以外，错落地分布着商王朝的若干诸侯邦国。各邦国之间和更远的地区，还散布着若干不属于商王管辖甚至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和部落。王畿内的各级贵族统治者是内服，他们虽然都有各自的城邑、土地和民众、奴隶，但为商王所分配，是商王的臣属。王畿外的诸侯邦国为外服，他们有的是商王分封的商王子弟或同姓贵族，有的则是主动拥护商王朝或被迫归附商王朝的方国部落。他们各有自己的地域、军队和官僚体系，是一些带有独立性或半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对商王承担纳贡、服劳役和出兵从征的义务。但商王对他们的控制，较夏代强。商王不仅可以在诸侯国内巡视、田猎、进行生产活动和拓展自己的耕地面积，而且还可以命令诸侯为王室戍边。商王出征时，大都有诸侯国的部队参加，有时商王还命令诸侯去征服某个邦国。

　　商朝为了扩大直接统治区，经常出兵征伐畿外周边各方国、部落，有些方国和部落也不断对商朝统治的地区边境及各诸侯邦国进行攻扰。商朝初期，商朝出兵讨伐战果不大。商王武丁统治的50年，商朝达到全盛，对四方战争取得巨大胜利。武丁首先讨伐对商朝威胁最大的鬼方（根据地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史书记载，武丁对鬼方用兵达3年之久，最终胜利。其后武丁又打败了土方、羌方、夷方，在这些战争中，武丁除了亲征，有时也命令方国进攻四夷。纵观武丁之世，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渭泾，与周族接壤，武功赫赫，前无古人。当时征战的场景时人记为“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武丁将军队部署为右、中、左三个作战单位，至武乙时，右、中、左三师的编制已成定制，实力强大。

　　现在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已经发现了不少多突人的头骨化石，这证明商人曾经与根据地在中东、地中海、北极一带的部落发生过战争，多突人的头骨是作为人祭、人殉的战俘出现的，而战场大致在内蒙古、河套一带。殷墟中发现了新疆和田玉，而考古学家在昆仑山采玉的地方也发现了中华人种的头骨化石，足见商人活动之远。商朝中后期，确定了南进政策，对东夷的打击贯穿于帝乙、帝辛时代，东夷最终被征服，但商朝也因此而国力大损，分散了帝辛（纣）对周人的防范，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即所谓“纣克东夷而自陨其身”。商朝初期约有方国3000，但至商末仅存1000多个，消灭了一半。

　　乔纳森#8226;诺顿#8226;雷纳德在《古代美洲》中说：中国的商朝和墨西哥的奥尔梅克、秘鲁的查文文明都崇拜虎。商朝和奥尔梅克的祭司们都建造相似的土制的典礼高台，而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他们都使用十分相似的一种小反射镜。

　　1962年，委内瑞拉学者安东尼奥#8226;莫雷诺#8226;维亚弗兰卡说：“约公元前1400年前后，一批来自黄河流域中下游的移民渡过太平洋后，在中美洲登陆。他们拥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数学知识、农业知识，精通农业灌溉和制造青铜器，并拥有神权观念和建筑技术。他们带来的高度文化在美洲传播的结果，产生了突然兴起的中美洲的前奥尔梅克文化和奥尔梅克文化，开始建立起城市，形成了中美洲的真正文明。它对古典的玛雅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影响还传播到南美洲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地，使这里的印第安人在制造青铜器和金银器具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华先祖拓荒美洲》一书中提到一件近代的事情：1910年清政府派欧阳庚为驻墨西哥专案特使，办理1908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华侨311人索赔专案，同时王国维、罗振玉托其查找华侨中有无殷人东迁的痕迹，并由摄政王载沣批准。一天，居住在墨西哥中华华州、市、村17个地区的殷福布族殷地安人百余家族，围着清政府驻墨西哥使馆请愿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殷地人750名，这些殷地安人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3000年前从天国经天之福桥岛到这里的，请求清政府保护索赔。”当时清政府岌岌可危，所以载沣批复说：“印第安族自称中国人，于法无据。”（此档案现存在台湾外交部档案保管处）

　　美洲土著称自己为“殷地安”，其意思是中国的殷商人。“殷地安”是说殷人新地平安。他们在美洲重建殷商文明，仿殷都重建新都，因怀念祖国、怀念故乡，才称自己为“殷地安”，并见面互道“殷地安”，形成习惯。哥伦布登陆美洲后，问土著是什么人，回答为“殷地安”，哥伦布误认为是“印第安”，以为自己到了印度。

　　郭沫若认为，武王伐纣时，商纣的10万大军正在与东夷作战，他只能动员70万奴隶与之对抗，奴隶倒戈，殷商灭亡，在东夷的10万大军回师不及。武王对商人比较严厉，武庚叛乱被平定后，25万殷商军民只能出逃海外了。出海对于殷商军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汤十一世祖，相当于夏朝的时候，可见那时已经与海外有联系。而对于武庚叛乱，周公在东征的誓词中说：“拿起你们的武器，踏着大禹的足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人不降服。”可见周人当时也知道商人在海外有势力。

　　拉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直言不讳地认为，拉美民族与中华民族出自一个祖先。如1981年10月，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访华期间发表讲话说：“我们这些人虽然来自西方，但我们的精神却源自东方。”“我们最初的血缘在许多世纪以前就缘于世界的这一地区。”同年，哥伦比亚总统图尔瓦伊在接待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时也说：“你们在这里访问，会感到你们和哥伦比亚人很相像。历史学家说我们的祖先是越过白令海峡的亚洲人，说不定我们就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呢。”

　　殷人到达美洲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并在美洲有一定的市场。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以应对相关的质疑。这样一个对中国软实力的提高有极大促进作用的论点，美洲人在感情上并无激烈的反对，反而是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有接受的心理基础。但就是这个问题，一些中国学者竟“义愤填膺”地反对，简直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愤愤不平的中国学者到底怎么了？

　　中国的一些学者极端缺乏政治意识，笔者所说的政治意识是指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将个人价值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学人立言千万要谨慎，有些论点会极大地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如中华民族各族群没有共同的祖先、西藏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东北也是人类的发源地、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存在游牧经济区等。这些论点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危害极大，且本身是极不科学的，却被众多的学者随意抛出。这些论点本应遭到中国学界激烈的反对，可令人悲哀的是，连微弱的反对声音也很难听到，只因为中国学者普遍不知道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学术领域有哪些体现。

　　一些学者缺乏政治意识，或许是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根本就没有国家利益这个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他们的政治概念充满了自相残杀式的解读。学术上有争议，如果这些论点对中国整体利益有益或是有损，学者自应异常谨慎。可我们许多学者，对于那些尚存争议且不符合中国国家整体利益的论点，却先入为主、极力支持，俨然是科学家的化身。别忘了，科学家也是有国度的。

　　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如果说当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平均水平比西方落后了二三十年，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素养则比西方国家落后了100多年。发达国家在一二百多年前普遍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国家主义运动，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信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中国至今还没有经历近代国家观念的彻底洗礼，中国人普遍爱国心、公德心的程度于世界上远不在最强的国家之列。世界上的很多事物都可分三六九等，即如爱国心、公德心、喜欢、厌恶、好、坏等，这些还都是非常笼统的概念，都还可以细分很多等级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至今比较弱，包括我们期待的中华民族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实体，社会科学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领域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任务异常艰巨，我们哪有工夫极端反感殷人移向美洲这类与国大有裨益的论点，有不同意见可以，但不能带个人情绪，尤其是不能带连美洲人也没有的情绪。如果中国实现现代化了，社会比较成熟，即使对国家利益有负面影响的论点，如果是事实，有确凿的证据，完全可以本着科学的精神予以论证。在社会成熟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承受许多削弱国家形象、利益的史实。可现在，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就社会科学而言，能否培养、激发全民族强大的爱国激情、高尚的公德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为国家、社会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是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这也是今天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阶段。

　　三、周命维新

　　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灭商。灭商的周人是活动于渭水流域的一个族群。早在尧舜时，周人的始祖弃就生活在陕西省武功县一带，是统治当地炎帝部族的一支——有邰氏部落。周人处于戎狄之间，前期迁徙不定，公刘时曾北迁豳（bīn）。古公亶父时，又率众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发愤图强，几十年间成为一个强国。王季时，周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四处出击，与当时的戎狄作战。王季征伐过的戎狄部落和戎狄小国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土之戎等。其中一次俘获鬼方的酋长达20人。从古公亶父就开始有灭商的意图，随着周的强大，商周关系紧张，但周始终为商的一个诸侯国。王季担任商的牧师，王季及昌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王季被商王文丁突然杀死，文王即位后，确定了灭商的战略。为了扫清后方，首先征服了西北的密须和犬戎，然后东向征战，商的许多诸侯归附。文王死后，武王完成了灭商的任务。

　　武王死后，商朝后裔联合东夷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周康王时，平定了东夷叛乱，只有淮水流域的夷族势力比较强大。康王又命盂两征鬼方，大有斩获，凯旋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仅第一次征伐就获得首领3人，割耳4800多个，俘获1300多人，俘车30多辆，俘牛300多头。昭王南征荆楚，全军覆没。穆王时国势又振，发扬越至九江，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鹿、四白狼，迁戎于太原（宁夏固原）。夷王时，戎狄不恭，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厉王荒淫，夷狄交侵。

　　宣王时国势又振，大败鬼方，史称“宣王中兴”。周宣王为了加强对东北诸族的统治，尤其是对秽、貊诸族的管辖，在其地设“韩侯之国”，封固安（河北固安）韩人后裔为韩侯，为天子治理北国，并命燕国帮助其在秽、貊之地建立韩城，韩侯不负王命，秽、貊之地的韩国日益壮大，西周灭亡后，燕国和韩侯之国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受到严重挑战，燕国领土向南退缩，韩侯之国土崩瓦解，有一部分韩人越海迁往朝鲜半岛南部，这便是朝鲜半岛“三韩”之韩的由来。周宣王还征讨淮夷，并表达了“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雄心壮志。幽王时，镐京被犬戎攻破。平王东迁后，周朝势力日衰。

　　西周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常备军的最高单位仍然是师。西周初年拥有6师，屯驻于镐京。周公东征后，又在洛邑修建东都，并扩建常备军，新建8个师屯驻成周（洛邑），以加强对东方广大地区的统治。西周后期的中央直辖常备军增加到22个师。不过周代常备军平日并非满员，仅留一定数量的贵族甲士在营，其他士兵在乡生产，定期参加训练、演习，一旦发生战争，立即可按编制满员。西周的军队编制，每师大致3000人，14师兵力大约4万余人，后期22师，兵力6万余人。周王控制着4万～6万常备军，可以平定任何一国的叛乱。周族广大民众与贵族一起分别驻守在各个城邑及其郊区，这些地方称为国，郊区以外的广大地区称为野。居住在国内的称为国人，居住在野外的民众称庶人或野人。国人与贵族有血缘关系，有姓氏，享有参加政治和祭祀活动的权利，他们最基本的义务就是服兵役，国人中的成年男子，都有应征入伍的义务。庶人不是周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活动，没有当兵的权利。比庶人地位低的是奴隶，他们主要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他们为贵族做家奴，大部分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他们更没有当兵的权利。

　　周朝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展的第一个高潮。周朝的伟大功绩不在于王室势力的盛衰，而在于它实行了分封制。周朝分封的实质就是武装殖民的事业，扩张周朝的势力，占领重要的农业区。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贵族站在多数土著被征服者之上。周的分封，分为东、南、北三个方向。东线沿黄河两岸向东延伸，重要的封国有魏、卫、齐、鲁等十余国。北线沿汾河两岸向北延伸，重要的封国有耿、霍、邢、晋、燕等十余国，燕国深入东北最远。黄河以南有蔡、随、蒋、宜（江苏北部）等，及汉水流域诸国。西周300余年与戎狄的征战，分封了众多的封国。当周王室衰落之后，封国中雄健者脱颖而出，足以独当一面、雄霸一方。一个周朝衰落了，但却又有好多比周朝更强大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大大地扩充了华夏族群的地理空间。

　　夏、商、西周三朝的更替，代表三个部族的迁徙和发展，它们相互交错，相互同化，同时把势力所及的土族同化。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错综复杂地团结为一个大的族群。对于他族，它们自觉成为一个整体，自称“诸夏”，有时自称为“华”。北狄集团和西戎集团与华夏进行了长期的争战，结果在周朝前期，华北的北狄集团基本被兼并，其余逃往内蒙古一带。而西戎集团没有多大改变，与诸夏冲突互有得失，直到秦崛起后，西戎集团才逐步被兼并。

　　第四节武士蹈厉

　　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在这数千年的时间里，支撑华夏族群不断发展的保障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上古时期，战争和祭祀是国家的大事。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夏代的武士学校叫“序”，“序”就是习射之地。夏代统治者为了在战争中获胜，他们要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不唯夏代，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夏代的贵族非常注意武器的改进。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夏王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有弈射九日的故事，弈就是东夷族的一支，异常善射，它们在太康时代差点灭亡了夏朝。

　　商代军队的训练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学校对各级贵族进行教育，二是通过田猎形式对全军进行战斗实兵演习。商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和学习工具。不但有了王室学校——明堂，也有了一般贵族学校“序”和“庠”（xiáng）。当时文武未分，学校教育也是文武兼习但偏重于武。学校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射、御和舞。商代后期作战，战车增多，双方战车排成横队，互相接近时，首先用弓箭对射，接着是互相逼近格斗。当时射手非常重要，这是阻击敌人迫近和给敌人造成伤亡最主要的力量。在行进的战车上射箭，更需要熟练的技巧。因此，培养精良的射手显得非常重要。当时射术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商代的军队主要由贵族组成，“射”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有专门的武将指导，武官的称呼有“射、尹、师”等。只有经过训练成为熟练的射手才能作为战时弓箭手。车战中，众多的战车组成一定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它要求御者熟悉马性，掌握御法。又要求御者有胆识，根据不同的情况交换驾驭方式，对人的胆略、体力、智能都是很好的锻炼。所以御术也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舞与武通，实际上就是兵器操作的演练和军事体育的锻炼。

　　商代吸收了原始田猎的经验，利用田猎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斗争，开始了军事与田猎的结合。商代地广人稀，林木沼泽遍布各地，熊鹿虎豹等野兽经常出没。在这种条件下，商代田猎的目的和性质，虽然主要还是为了获取野兽、开辟土地，为扩大农业种植创造条件，但已有很大成分是通过田猎这种实兵演习的形式对军队进行战斗训练。尤其是商代后期，军事和田猎已经密不可分了。田猎就是征伐，征伐就是田猎。田猎的主要手段有：追逐、射戈击、设陷、围捕以及空手搏兽等。田猎的卜辞中不仅有大量获兽的记载，同时还有进攻敌人，俘获车马、拘捕俘虏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军事贵族用杀伤野兽作为进攻假想的敌人，或直接进行征伐。田猎时，平民中的全体壮年男子都得参加。商代的田猎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时间。

　　西周的军队仍然是以贵族为主，所以对他们的教育和训练就很重要。西周时除了序、庠外，校、学也是习射校射的地方。西周的学校教育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的内容。西周贵族提倡尚武精神，他们希望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无敌的勇士。西周打仗以车战为主，所以射、御就成了学校的主课。贵族子弟从15岁就要学习射、御的技能，射、御在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评判男性贵族和国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也成为西周选拔人才的标准。周朝认为，“射御足力则贤”，主张对善射御的人提高待遇，予以表彰。国人由于和贵族有血缘关系，所以也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国人学习没有年龄规定，一般每年学习若干时间，不可能完全脱离生产，而庶人不当兵服役，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样使贵族和国人之间既能知礼，又能作战，就能促进贵族与国人之间的团结，有利于维护周王的统治。

　　周人很重射箭，当时之人无不习之。周人生了男孩，就在门的左边挂上弧，即希望孩子长大后骁勇善战。周王朝各地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射箭比赛，当时称为礼射，即对射箭的场合、程式有固定的要求，周代的礼射分为大射、燕射、宾射、乡射四种。周天子凡有祭祀郊庙之事，则以射箭选取诸侯贡士可以与祭者，称为大射礼。燕射礼，指天子与群臣燕息、娱乐时所行的射礼，天子与群臣同射。宾射礼指天子因诸侯来朝时与之同射之礼。乡射礼是乡大夫主持的国人射箭竞赛活动，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每3年还要举行一次地方学校卒业乡学生的射箭大赛。西周的礼射活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尚武活动，并成为贵族习武选士的重要工具。但它为礼制服务，平王东迁后，礼射就失去了原来练武的意义，徒具形式，走向衰亡。

　　西周的军事演习即田猎，每年三四次，在农闲时举行。全体役龄人员，无论是否在营，都要参加。演习时，完全按照实战编组及部属进行。田猎按进行时间来划分，到西周固定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尽量在农闲举行。冬季是农闲时节，所以这次演习规模最大。每次演习，通常与田猎结合，演习完了即进行狩猎。狩猎要与野兽搏斗，是带实战性质的大检阅。商周乃至汉唐时期，尚武的中原人酷爱田猎，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都被人们遗忘了，提起田猎，大家印象较深的是满清的木栏围猎何等威风。

　　商周仍保持原始搏兽的遗风。《史记》中记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业。帝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种搏兽的传统逐渐成为服务于贵族田猎活动的搏斗技能。国王如此崇尚勇力，平民就可想而知了。商周存在用于操练的武舞，周武王作象舞，就是仿照作战时刺伐之舞，把战斗时的动作化为舞蹈的动作，这种舞也就是军事体操，发扬蹈厉以示勇武的意思。

　　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商代的青铜兵器不仅数量大，且种类齐全，形成了包括格斗兵器（戈、矛、钺、长刀、短刀）、远射武器（弓箭）和防护装备（胄、甲、盾）的完备组合。此时虽然还使用骨、石、蚌质的兵器，特别是消耗量特别大的箭镞，但青铜兵器已经占据主要地位，殷王近卫部队、商军主力和战车兵均已主要装备青铜兵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达到用纯铜、锡和铅来冶铸的较高水平。西周时期，青铜兵器已经基本取代了原始骨、石兵器，在商代还较常见的骨镞、石镞，此时已很少使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箭镞几乎完全采用青铜制作，原始骨、石兵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指出：“春秋时代以前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除少数文人，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所谓上等社会就是指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兵，对于平民来说，当兵是求之不得的权利，这是中华武德高涨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只有统治阶层崇尚武德，国家才能持续发展，欧洲、日本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其统治阶层没有丢掉尚武的传统。日本形成了武士道精神，而西欧形成了骑士道精神。无论是骑士道还是武士道，其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尚武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带有强烈的贵族性，成为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能够成为武士或是骑士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只有贵族或是富有的人才有这种资格，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军队中的。这样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才能保持下来，不至于受到腐朽因素的影响而最终走向衰落。雷先生又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上层人士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专门从事文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缺乏武德训练，纯文之士既无自卫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士大夫逐渐变得虚伪而阴险。身体与人格虽然不是一件事，但物质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雷先生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

　　第五节文明早慧

　　奋发图强，以武力称雄，许多部族都可以做到，但大多昙花一现。要使霸业长久不衰，则需要强大的文明支撑。除了强烈的尚武精神外，决定早期中华文明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优越的气候环境。中国横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五个温度带，再加上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这就使得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拥有广阔的空间应对地球气候的波动，中华先民可南可北，从而能较多地保存人种。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第二，定居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河流两岸肥沃的地方，一部分人较早学会了农业，当时农业的回报率最高，财富积累最快，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修建了城池，有了城池，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增强了打败外部势力的力量，能牢固地控制已有的势力范围。不管是黄河中下游、东北辽河流域还是长江中下游，都有着广阔、肥沃较易开发的平原，这为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第三，中原的形成。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大平原，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华北大平原形成后，不仅由于其异常肥沃、较易开发，更是由于其地处东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山东半岛交错的中心，四方优秀的文明很快就能够辐射到中原，中原地区由于能够快速吸收周边的优秀文明而实力不断增强。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原由于地处中国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理中心，而成为中国古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率先崛起，从而成为中国统一的力量。衰落后的中原又会成为周边政权争夺的优先目标。从此，中国统一的凝聚力与核心逐渐形成。

　　第四，青铜兵器的发明。在商朝的范围内，许多地方的手工业均可制造青铜器，青铜冶炼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商朝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礼器，以青铜武装的军队，其战斗力远胜于木石兵器。这样，中华民族远祖中的一支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与其他部分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差异，成为汉族群的先声。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和亚洲的内陆边疆》一书中说道：“真正的草原社会和历史比较中国的社会历史，其起源和进化都要迟缓。它们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族都邻近中国，但汉族所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却是因为汉族的发展而被迫自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贫瘠地区，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数民族的后裔。因此，汉族后来面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起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中国黄河流域附近一个环境中的变化，这是一个有限却还满意的环境。在那里，一些进步的新石器居民学会了制作青铜器，并利用它征伐落后的新石器居民，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便开启了一个宽广的历史范畴：创造了‘汉族’，也创造了‘蛮夷’。”可见，汉族群和匈奴、林胡、楼烦等族群是同源的。只是由于中原政权技术先进、武力强大，他们被迫退往北方。

　　第五，祭祀和文字。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的思想加以维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人将祭祀和军事征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商人认为“上帝”是自然界的主宰，它能管天地自然，也能左右人间的生活，这与世界许多宗教相同。而中国古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祖宗崇拜上升到和宗教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合二为一，这种神圣化的人伦美德也是古代中国文明延续的强劲纽带之一。商人认为，去世的先公、先王就在上帝左右，获得了和上帝相仿的权力，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商王的祭祀主要是祭祀他们的祖先。

　　周人继承了商的宗教思想，但把“天”和祖宗分开，从商的灭亡中，周人明白，如果失政，祖宗也无法保护政权永续，天由此成了至高无上的神。怎样才能不冒犯天？周人提出以“孝”、“德”配天。孝就是对死去的祖先要深切怀念，这样能为族类祈福，而且要对活者的父母、祖父母、宗室、宗庙、朋友、亲戚都要善待。“德”指施政要明察和宽厚。为了使孝德观念全面推行，周公制作了《周礼》。这样，在那个武风飞扬的年代，周人以孝德伦理而使内部和谐，尽量减少内耗，为全力对外开拓蓄积了能量。

　　汉字自诞生至今，大约已有6000年的历史。至迟到商朝，就出现了成熟的甲骨文。甲骨文能使人们的传统观念牢固地代代相承，在生活尤其是祭祀的过程中，文字的抽象特征更增加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无限敬畏，由此在部族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没有文字的部族，根基浅薄，一旦战争失利，其固有的信仰容易被冲淡，缺乏促使其东山再起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很容易被吞并。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是象形文字而非拼音文字，中国疆域辽阔，地区差异极大。如果中国文字是拼音文字，由于中国各地方言、族群极多，中国将很难长期保持统一的局面。因为拼音文字随着发音的差别很容易生成新的词语，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新的独立的语言。汉字是一种固定的方块字，不是依据发音而拼写的拼音文字。正是由于方块汉字，不同族群、不同地区的人们才有可能交流。在商、周时代，中原一带流行的文字无疑是统一的，周朝的金文明显继承了商朝的甲骨文。围绕中原的周边各部落，如巴、蜀、吴、越、楚等，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都先后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方块字。尤其是华夏与楚两大语言相异的族群，因文字归一，最终融为一族，使得内容丰富的楚文化融入华夏文明。除了文字，还有语言，春秋时期各国的共同语言叫做“雅言”，有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就有了共同的心理素质，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更加巩固。

　　汉字另一大特点就是它的“方形”，这是它与现今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文字不同的地方。汉字不仅有书法性的节奏美、线性美，而且具有传达信息使人联想的余地。古代汉民由于书写工具或材料的限制，或刻于龟甲，或铸于铜鼎，或刻于竹简，或书于绢帛，从而形成与口语有一定区别的书面语，这就是“文言文”。文言文的主要特点便是简明，极短的文字往往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一个汉字作为一个符号，既表示一个音节、一个语素，还表示一个意义，形成形、音、义的结合体。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加上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将汉语遭受方言分化的威胁降到了最低点，这也是中国长期保持统一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8226;波波夫，在分析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几千年的原因时认为，中国文明在三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① 汉字是象形文字；② 中国保存了浩瀚的古代文献；③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像中国那样崇敬祖先。“对祖先的崇敬决定了其传统的不中断和文化遗产的积累。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于继承这根不断的红线，它将古老与现实连接起来，为子子孙孙保留着数千年的历史特征，建立起中国智慧的宝库，并通过历史折射出来。”

　　第六，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出现。从西周开始，周人就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即周天子代表天神统治天下，天子是全世界最高的统治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服从天子。为此周人创立了一套理论，即五服制，允许周边政权进行有限度的自治，亦即羁縻政策。《国语#8226;周语》在叙述周朝实行甸、侯、宾、要、荒五服制之后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亨，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亨，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只要蛮夷戎狄承认周天子的最高宗主权，按规定的时间纳贡和朝见天子，其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均可照旧，其酋长也拥有对本部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不按时朝贡，则要受到惩罚甚至讨伐。这种思想经过儒家的阐发，经历汉、隋、唐等朝的实践，至明清时发展到顶峰，明清的皇帝曾经和来华的传教士多次争论，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谁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统治者？

　　第六节农牧分离

　　中国游牧文明产生较晚，直到春秋战国匈奴崛起时，游牧政权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才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这一点经常被国人忽视。学界很多年来错误地向国人灌输：中华文明作为大陆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游牧文明，一个是农耕文明。这种灌输影响极其恶劣，以至于我们感到中国各族群不可能有共同的祖先，汉民与北方其他族群历史上也没有共同的根基。这个毒瘤已经扩散到了中国各个阶层的骨子里，我们甚至经常能在小说或散文中找到这种论调。中国的游牧文明产生很晚，在游牧文明产生之前，不管是外蒙古还是内蒙古，抑或东北地区，其当地居民与中原先民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相同，都主要从事农业，而且都是粟作农业，不仅如此，他们还都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种考古学文化中，南北各地区先民均以农业为主。从战国才开始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其主要河流湖泊附近都有人类居住。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上百处，充分说明从海拉尔河流域和呼伦湖周围，经科尔沁草原，到鄂尔多斯高原都有人类活动和居住，并已进入农业时代。

　　农业起源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场革命，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几乎是同步进入农业时代，前期都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里，后期出现了地面建筑。蒙古高原及东北新石器时代的粮食作物和中原一样，都是粟和黍，粟喜温耐旱，适应性强，从黑龙江、辽宁到青海、新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时有发现；在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尤为多见。黍也喜温耐旱，适合北方种植。已知最早的黍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址中，年代为公元前5850年左右，从新疆到黑龙江等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偶有发现。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长城内外还没有农耕与游牧的分化，中原与塞北是难以分辨的整体。

　　新石器时代的外蒙古地区也不例外。外蒙古的原始居民居住半地穴式的房子，经济生活以定居农业为主，渔猎、采集仍占相当的比重，畜牧业发展缓慢，游牧生产方式远未产生，因为在整个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还未发现马存在的确凿证据，没有马，就不可能从事游牧经济。半地穴式房屋属于永久性建筑，冬暖夏凉，很适合北方干燥寒冷的天气，与南方杆栏式建筑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随着时代的进步，地穴逐渐变浅，地面建筑技术逐渐提高。圆形房屋周壁墙中有壁柱，室内有数根主柱支撑屋顶，复原之后类似蒙古包的形式。方形房子结构与圆形房子大体相同，也在坑壁和室内安置柱子，复原起来呈四角攒尖的方锥体。这种半地穴式房屋，遍及漠北、漠南、东北和中原。上述四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同步发展的，其性质、内涵大同小异，定居农业是其共同特征，尚未有明显的分化。

　　甚至到公元前700～公元前500年，外蒙古的农业依然发达，在土拉河的原始人居地发现了磨谷器，其形状与公元前700～公元前300年南西伯利亚以及中国北部的磨谷器的形状十分相似。需要注意的是，外蒙古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物，与长城地区、鄂尔多斯、内蒙古东南部及新疆乌鲁木齐附近吐鲁番绿洲的出土文物颇为相似。在外蒙古除了上述出土文物外，还同时发现了陶器，这些陶器有的带有“之”花纹，而外蒙古这种之字纹陶器的祖形却源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

　　北疆新石器时代畜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即使与中原相比也比较逊色。其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野生动物占多数，家畜只占一小部分；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家畜所占的比例才有所增加。以定居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为辅，兼营畜牧业的生产方式是新石器时代北疆居民生活的主流。

　　中国游牧经济最早产生在鄂尔多斯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与黄土高原紧密相连，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很发达，大体经历了仰韶、龙山文化阶段而进入青铜时代。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但与中原仰韶、龙山文化密不可分，是仰韶、龙山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晚期的演变中，可以窥见畜牧业乃至最初的游牧业在鄂尔多斯地区产生的过程。由于受到干冷气候的影响，朱开沟文化在第四段以后，即相当于商朝时期，农业逐渐衰退，畜牧业渐趋发展，其社会开始向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发展。

　　朱开沟文化（距今4200～3500年）从早期到晚期的生态环境，由森林草原逐渐向草原环境演变，所以在朱开沟文化晚期（公元前1500年前后），出现了畜牧业文化的标识物，即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铜刀的出现。朱开沟文化原有的具有农业文化特征的传统器物逐渐被淘汰。由于干冷气候的持续发展，就连鄂尔多斯也普遍不适宜农耕，为寻找其适宜发展的空间，半农半牧的文化中心开始南移。晋、陕北部黄河两岸的李家崖文化人群，应该就是朱开沟文化人群的后裔。

　　从朱开沟文化晚期出现第一把青铜短剑起，到李家崖文化，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从事半农半牧经济活动的人群。经济基础的改变，导致了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他们以北方式的兵器和工具作为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以农业文化传统礼器（商式礼器）维系早已形成的等级制度。从此就有了中原华夏诸族与北方部族的分野。这就是殷墟卜辞记载的荤粥（xūn yù）、土方、鬼方等北方从事半农半牧经济活动的方国。事实上，这些方国的出现，可能要早于卜辞的记载。朱开沟文化晚期和李家崖文化，正是典型的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类型，即畜牧业文化。畜牧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区别是，农业文化也饲养家畜，但数量不多，随着家畜饲养量的增加，尤其是马、牛、羊草食动物饲养量的增加，则需要专人管理——放牧，这才能称之畜牧业。

　　但需要指出的是，畜牧业和游牧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游牧业是在畜牧业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后才出现的，其标志是骑马术的出现，游牧经济意味着要周期性地进行较长距离的迁徙。游牧经济形成的时间很晚，春秋战国时，中国北疆才进入游牧时代。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并非都是游牧族群，匈奴、鲜卑、柔然、回鹘、契丹、蒙古是游牧族群，但靺鞨、夫余、渤海、高句丽、女真、满洲不是游牧族群，而是主要从事农耕，尽管渔猎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鲜卑、契丹、回鹘、蒙古诸部，在没有进入蒙古草原以前，也不是游牧族群，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

　　青铜时代早期，北疆和中原一样，仍然是以定居农业为主。到了青铜时代晚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游牧经济才缓慢地在鄂尔多斯地区产生。到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桃红巴拉类型——狄文化，表现出了纯游牧文化的特征。为了逐水草放牧，其游动性增强，春秋晚期，北方戎狄族已经有了毡帐，改变了原来的定居习惯。

　　乌恩岳斯图在其所著的《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中，对青铜时代东起医巫闾山，西至鄂尔多斯、宁夏及甘肃庆阳地区的13处古代属于北方游牧族群的考古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赤峰，距今4000～3500年）、大头陀文化、朱开沟文化、魏营子文化、围坊三期文化、李家崖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十二台营子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玉皇庙文化、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杨郎文化进行分析，在这13处遗存中，属于青铜时代的11处，早期铁器时代的两处。尽管上述文化遗存均处于一般认为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但农耕经济在这13处文化遗存中却占主要地位，其中以农耕经济为主，定居，兼有或只有很少畜牧狩猎经济成分的多达10处。主要从事畜牧业，以农业作为补充，过着半定居生活的只有毛庆沟一处，毛庆沟位于内蒙凉城县。

　　完全从事游牧业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有两处，即桃红巴拉文化和杨郎文化。代表游牧经济的桃红巴拉文化，位于内蒙伊克昭盟杭锦旗，杨郎文化位于宁夏固原市。桃红巴拉文化、杨郎文化、毛庆沟文化的时期为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桃红巴拉文化墓内普遍殉牲，主要是马、牛、羊的头和蹄。墓内未见与农耕有关的猪的遗骸，马具发达，墓葬分散，制陶业不发达，是典型的游牧经济特征。

　　中国北方的戎狄诸族，由于其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仍旧遵循着中原农业族群——华夏族的礼制。在朱开沟遗址中就发现了商式铜鼎和铜爵等礼器。至商代晚期的李家崖文化时，商式礼器的使用更加明显。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魏营子类型、喀左马厂沟、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均发现青铜礼器。祭祀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是用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标识。因为中国北方畜牧族群本来就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故其礼制在未进入纯游牧阶段以前，始终与中原的礼制相同。当北方畜牧——游牧民族发展成战国晚期的匈奴时，其礼器发生了一些变化。该时期的金冠饰和大型动物纹金饰牌被发掘，这些饰物均是王权的象征。在这些金饰件上，均刻画有栩栩如生的动物纹，尤其是各种野兽的争斗纹，都是山区和草原上常见的动物，这才是草原生态的真实写照，说明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游牧阶段。

　　总之，大漠南北进入铜器时代以后，由于青铜文化及相关技术的引进和发展，加之气候趋于寒冷干燥，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逐渐改变。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内蒙古中西部农业人口逐渐减少，部分南迁，部分转为游牧。至春秋战国时，内蒙古中西部已经进入游牧时代，中国的游牧经济在此产生以后，逐渐向北、向西扩散，外蒙古北部及内蒙古东部由于降雨较多，其转变为游牧经济的时间较迟。直到汉代内蒙古东部才进入游牧时代，此前的东胡只能是半游牧民，仍然经营农耕且定居。而匈奴侵入外蒙古前的丁零等部族依然是森林中的狩猎居民。

　　北方游牧经济产生较晚，北方游牧族群与华夏族群同出一源，这种同源更主要地体现在北方游牧族群对中华龙文化的认同。目前最早的龙是发现在西辽河流域。第一个将草原统一起来的匈奴，将其王城称为龙庭。鲜卑族统治北方时，龙的形象由“飞龙”发展为“行龙”。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其都城便称为“黄龙府”，清军入关，打的就是“青龙旗”。蒙古族认为雷电来自于龙，现今生活在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人将雷神视为龙。在北方族群的艺术品中，匈奴的透雕双龙饰纹牌、龙虎相斗透雕饰牌，高句丽古墓壁画的青龙图、女真人的铜坐龙都表现了北方族群对龙的崇拜。所以不论塞北还是中原，均同出一源，都是龙的传人。

　　辛亥革命前，一些日本学者为了配合本国对华侵略，抛出了“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企图煽动中国各族群之间的对立和仇恨，以便各个击破。当时许多赴日的中国留学生目光短浅，与之一唱一和，进而迅速成为“革命者”，竟义愤填膺地要“驱除鞑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成功了，这种谬论迅速蔓延到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坏。直到今天，许多国人、学者的思想仍然受到这种流毒的摆布，国内众多的学者以各种学理来不断撕裂、扩大长城这个“伤口”来作为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不是以事实来纠正、弥合。如在新石器时代，游牧经济根本就没有产生，内蒙古地区与黄河流域的居民都从事粟作农业，都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里，加之仰韶文化居民北上对内蒙古中南部的长期开发，有什么理由在新石器时代就把内蒙古和中原地区划分成不同的经济类型？当时内蒙古地区的游牧经济远没有产生，为什么要把新石器时代的内蒙古地区列为游牧经济区？阻碍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增强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被无数中国学者撕裂的长城，是一系列愚蠢地强化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分野的论证，是我们长期被奴役被撕裂的思想。可是，在新石器时代，甚至青铜时代中前期，中原、塞外都是农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