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22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的吕培俭,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步,不时地还看向办公桌上的一封信件,他神情凝重,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片刻后,吕培俭停下了脚步,他叫来了工作人员,吩咐他们立刻去档案室调出保密等级为绝密的“一号档案”。
吕培俭拿起桌子上的信封,情绪有些波动,他并不确定这封信里的内容是否属实,但多年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对还原历史真相的认真态度,还是让他选择了详查信中内容,若是信中内容属实,那么一段尘封三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就将被揭开。
念及此处,饶是以吕培俭的心态,仍是难掩心中激动。
这封信的内容到底记载了什么,能让吕培俭都难以镇定?而那段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又是什么,竟值得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行长都亲自探究?
神秘来信
1983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寄信人落款“马眉”,说信奇怪是因为这封信并没有点名寄给银行哪位职工或是哪个部门,而这位署名叫马眉的人也并不在银行的客户名单之中。
虽然信件颇有些“来历不明”,但银行的工作人员还是把它拆了,仔细阅读了一番,信封里的东西也很简单,只有一张叠放整齐的《山西日报》和一张亲笔信。
银行的一位主管在阅读了信件内容后,觉得此事并不简单,于是差人把信送呈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吕培俭,吕培俭在阅读完信件内容后也是大感意外,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幕。
原来,这封信是一位叫马文蔚的人寄过来的,至于信封落款马眉,是因为信是马文蔚的亲女儿马眉所代写。马文蔚在信中说,《山西日报》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容有误,该文章在介绍山西有名的书法大家时,提到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并说我国第二套人民币上的字体正是由他书写。
但马文蔚说,《山西日报》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第二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不是冀朝鼎所写,并且马文蔚知道是何人,在何时、何处所写。
信中提及的《山西日报》,正是信封中附带的那一期《山西日报》。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封信可能就是纯粹的恶作剧,也不会将此内容当真。但吕培俭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他深知信中所言并非空穴来风,有关第二套人民币票面字体的书写者究竟是谁,确实迷雾重重,连他这个总行行长都不得真相。
原因在于第二套人民币发行的时间是在刚刚建国之后,彼时的中国内有各路土匪特务袭击破坏,外有抗美援朝等战事正酣,严重妨碍了我国进行劳动生产和经济建设。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和台伪政权借机滥发假币破坏我国经济,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事宜是绝对保密的。
那时候的中国没有掌握自主的印钞技术,连第二套人民币的母版都是苏联援助的,更谈不上如何进行防伪处理。所以为了保障第二套人民币的安全,该套人民币的发行事宜和字体作者并没有书面档案留存,这也导致了有关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书写者是谁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第二套人民币的书写者是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所写,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时的他正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综合科科长,负责人民币的印刷任务。还有人说第二套人民币上面的字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写的,因为他是当时发行人民币的第一负责人,要考虑到保密事宜,自然由他书写最为合适。
当然,也有关于冀朝鼎所写的版本,这些传言无一例外都是理由充分,但缺乏关键性证据,因为无论是冀朝鼎、还是南汉宸、陈达邦等人,此时都已逝世多年,无从考证。
吕培俭清楚,现如今有关第二套人民币的相关情况早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此时的央行甚至已在筹划印制第四套人民币,因此对于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书写者到底是谁,吕培俭认为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有这个义务要调查清楚,此举既是为了还原真相,也是避免真正的功臣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吕培俭随即令人调出总行的绝密一号档案,找出当年留存的原迹手稿,既然来信之人说他知道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真正书写者是谁,那么只要让那位“真正的作者”将“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重新写一遍,再由笔迹鉴定专家和原迹手稿进行对比就可以了。如果对比结果吻合的话,那有关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真正书写者是谁这一真相将不再有任何争议。
两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的张作栋、陈明光两人带上一号档案,前往了来信中提供的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中国人民银行山西支行的工作人员和阳曲支行的行长早已在此等候多时,随后众人一起,向马文蔚的家中前去。
当年真相
当马文蔚见到张作栋等人时,他十分激动地握住了张作栋的手,表明信确实是他所寄,而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书写者,不是别人,正是马文蔚自己。
张作栋等人不敢怠慢,连忙请马文蔚来到阳曲县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会议室里,在这里,张作栋和陈明光向马文蔚表明了此行来意,并诚恳地询问道“:马老爷子,请问您还记得您当时写这个几个字的真实情形吗?”
马文蔚虽然年迈,思维却很开阔,很快回忆起了当年情景,向众人娓娓道来。
1950年7月,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发行新币的建议。
他认为第一套人民币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当时虽然有效地构建了各解放区统一的经济体系,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突出的贡献,但由于先天的设计缺陷和超发等问题,第一套人民币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实际经济情况,而且第一套人民币还存在着质量较差,币种复杂,假币泛滥等情况,此时亟需发行新一代的货币,来避免这些问题。
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并决定由陈云主持新版人民币的发行工作。陈云没有过多耽搁,很快就与中国人民银行一道展开了工作,由于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新版人民币设计工作进展很快,每张票面的尺幅、样式、图案等元素都被一一确定下来,但却在人民币题字问题上犯起了难。
原来根据第一套人民币在发行时,字体是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所书写的,考虑到这一特性,在印制第二套人民币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们纷纷提议应该由毛主席题字最为稳妥。
但是毛主席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体理念,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拒绝了采用国家领导人的头像和字体的提议。而周总理闻讯后也做出了特别批示,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设计工作将向社会公开征集作品。
周总理的初衷是好的,但货币的设计有别于其他设计,其保密级别也是最高等级,为了杜绝因此而出现假币,从而导致泛滥而扰乱市场的情况发生,很显然全国范围内征集书法作品很显然是有着巨大风险的,因此在经过反复商讨与研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采用内部邀请的方式,先从政治背景可靠且书法技艺精湛者中,挑选最符合条件的作品。
1950年4月的一天,当时正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任职的马文蔚,突然被总行行长南汉宸叫到办公室。南汉宸见到马文蔚,便招呼他过来,递上一支硬毫,问他觉得此笔如何。
马文蔚出身晋北阳曲县,其父马鹏程是著名晋商之一,自小对马文蔚的教育十分上心,马文蔚既接受了大量的西方维新思想,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熟悉。尤其热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这在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多为人所知晓,故而南汉宸请他前来,品鉴一下这支毛笔。
马文蔚慧眼识金,一眼就看出这硬毫绝非凡品,便问到南汉宸:“这笔品相极佳,莫非是宫中的?”
南汉宸哈哈大笑:“果然逃不过你的眼睛,没错,是故宫的,写几个字?”
马文蔚见此好笔也是禁不住心间技痒,在南汉宸铺出宣纸后,他便提笔蘸墨,准备下笔。不一会儿,马文蔚便按照南汉宸的提示,写好了“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稍许,可能是觉得还未尽兴,马文蔚又写下了“壹贰叁肆”等共十九个字。
之后,马文蔚又重新写了几个之前他觉得写得不好的字,便告别了南汉宸,投身到工作中去。再后来,马文蔚被调往了外地工作,先是在广西,后又至陕北,两位老朋友自此再也没有碰面。这次的小插曲,马文蔚也很快就忘掉了。
直到1955年,马文蔚拿到了已经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他一眼就认出票面上的字正是出自自己之手,稍加思索他便想通了当初南汉宸请他品鉴毛笔的真正用意。马文蔚自己也是在银行系统工作,熟悉保密要求的他也了解南汉宸没有告知自己事实原委的用意,这件事他也从未对身边人提起过。
后来,马文蔚在特殊时期被要求回到老家山西省阳曲县黄寨村接受劳动改造。一直到他已年逾古稀时才终于得到平反,最终享有退休干部待遇,一直待在黄寨村。
直到83年,马文蔚看到了《山西日报》,报上登载说我国第二套人民币书写者正是出身山西的经济学家、书法家冀朝鼎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马文蔚让女儿写了封信,寄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张作栋和陈明光听完了眼前老人的描述后,提出能否再次写下这几个字时,马文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虽年近八十,但马文蔚笔力丝毫不减当年,提笔弯腰一气呵成,当看到纸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后,张作栋激动地拿出一号档案里的当年原迹,再和现场笔迹鉴定专家仔细比对,最终确认无误,眼前的老人马文蔚正是当年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书写者。
尘封了多年的谜底终被揭开,会议室里掌声不断,马文蔚激动地接过陈明光递来的当年他写的原稿,一切似梦似幻,马文蔚彷佛又回到了当年南汉宸的办公室,自己在老友的“怂恿”下提笔挥毫,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也写下了他已逝的岁月时光。
垂暮之年
事情真相大白,《山西日报》不日后便修改了自己此前的错误,并用一整个版面向公众介绍了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真正作者-马文蔚老先生。
次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经过审慎研究后,为马文蔚颁发了证明,上面写道:马文蔚同志是一位对银行建设事业有着积极贡献的知识分子…,同时,总行还向马文蔚发了奖金,以奖励马文蔚的历史贡献。
黄寨村的村民们沸腾了,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位常年在村里给人免费看病的老爷子,竟是当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参事,还是第二套人民币字体的作者,这让黄寨村的村民们感觉到无比的光荣。
与此同时,黄寨村也变得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富商名流络绎不绝,花费千金只求让马文蔚老先生赠几个字,对此,马文蔚以年岁已高,身体不适为由一一拒绝,对于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一切大事件的他来说,自己已经把全部所学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为中国的富强奋斗了终生,而此刻,他只想静倚老村,尽享天伦之乐。
1985年,马文蔚被增补为首届阳曲县政协委员,两年后,又受聘于山西省文史馆,任特约研究员。面对祖国的邀约,马文蔚出村,为还原当年的文史资料再度奉献自己。
后来,第四套人民币发行在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再度派人前来找到马文蔚,请求他为第四套人民币题写简化字,马文蔚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一如当年那般。只是毕竟年岁已高,身体抱恙,此时马文蔚笔下的字,已不如当年那般刚健有力。
总行后来经开会认真探讨,认为马文蔚现在的题字确实不适合再用在人民币上,只是马老先生的字既然已经在第二、第三套人民币上使用多年,早已深入人心,还是不要更改字体的好,只需将繁体字的“國”和“銀”替换掉,其他的一律照旧。
此时的中国历经多年发展,早已自主掌握了印钞技术和防伪标识,不用再像当年那般要将印制人民币的字体作为绝密档案来进行处置。
就这样,马文蔚的字在人民币上一直沿用至今,包括我们现在正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
1988年3月29日,马文蔚在阳曲县人民医院病逝,享年85岁,葬于阳曲县棋子山。
2008年,阳曲县文旅局新建墓园,后人凭吊不绝。
2018年11月,“马文蔚纪念馆”建于山西省阳曲县新阳街28号,纪念馆对马文蔚老先生的生平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深切的缅怀。我们也能有幸在此得以窥见马文蔚先生的一生。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愈发重要,而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的不断加快,马文蔚的真迹也与之一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正如马文蔚纪念馆门前的对联所述:“凌云风骨垂青史,国币翰墨传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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