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满楼
电影《张之洞》遭遇票房惨败，首映日仅3人观看，销售收入177元。上映4天后，也仅收获1590元。认真说，这结果也未免太惨了。
再怎么说，张之洞也是中国近代先贤，知名度绝不算低，而且这次的导演和演员阵容都不弱，为何会搞成这样，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呢？宣传和发行没有做好吗？
以下简单谈谈张之洞。
一
某种程度上说，本该在戊戌年大放异彩的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及六君子，而应该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然而，在很多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被偶然性扭转了方向。
按清廷计划，作风稳健、封疆多年的张之洞拟入京出任军机大任，主持变法事务，但后者刚离开武昌不久，沙市即发生排外风潮，张之洞不得不折回本任，妥为处理。
期间，清廷中枢政局大变，恭亲王奕因病去世，翁同龢罢斥返乡，王文韶、裕禄调任军机处，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此，张之洞是否来京已不重要，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此失之交臂。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之洞未能卷入戊戌风潮未必是坏事，因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
戊戌年六月，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讲黄绍萁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座师的这部著作。后者详加披览后，认为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令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一个月后，光绪皇帝又令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各省官绅，一时洛阳纸贵。
《劝学篇》系张之洞与门生共同完成，其中主要体现了张之洞的治学理政思想。其书24篇，4万余字，篇幅不长，但层次井然，结构严谨，全文说理深入，文辞优美，是晚近时期文学与思想结合甚佳的好作品。
作为“钦定”的“维新教科书”，《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十日之间三易版本，“不胫而遍于海内”，众多官员绅趋之若鹜，以一睹为快为荣。据估计，《劝学篇》在清末刊印不下200万册，这在当时无疑极为惊人的。
《劝学篇》的根本主张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换言之，既要保留尊重固有的传统制度与价值观，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工业、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变器而不变道”。
二
颇具讽刺的是，通常认为张之洞的体用之说存在严重的保守倾向。而实际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其实是主张“西重中轻”，甚至在操作中将中学“损之又损”，以致压缩削减到最低限度，这和通常的理解迥然相异。
如在1905年废科举的大争论中，遇事不持己见、人以“琉璃球”目之的大学士王文韶曾放言：“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
据说，王文韶曾面批张之洞，大意是：他人废科举，我无意见；但你是科场出身、当年的探花，你坚持废科举，我万不能理解。
然而，如果王文韶理解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实际是在“压缩中学”，恐怕也就明白后者为何会站在废除科举的一边了。
可惜的是，压缩中学也好、大兴西学也罢，张之洞所期望的东西最终走了样，变成了他不能接受的东西。
据后人追叙，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他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以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浮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辞世后，三朝老臣张之洞在这“新学猖狂”的年代已是四顾茫然、力不从心了。
《劝学篇》中，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在其影响下，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总数近5000人，仅1906年即有1360人之数，居全国之冠。
有心栽花却插柳，张之洞派遣年轻人出国留学，既存复兴国家之期望，或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不料“育才之举，反为酿乱之阶”，忠君爱国五十载，反成了革命之酿造师。
另有一个统计数字也颇值得注意，清末武昌各军事学堂52名外籍教习中，竟有43人是日本人。而北方袁世凯主导的北洋军校体系中，则对日本人参与新军十分警惕。由此或可推测，武昌起义之爆发，或与日本方面的煽动有关。
此外，严复也发现：湖北新军中参与革命的这些军官，“先是在张之洞创办的军官学校中受训，而后或在湖北由日本军人加以训练，或被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他们“吸收被曲解了的爱国主义的真理”，由此霎时将大清王朝推向绝境，“进而将中华帝国碎为齑粉”。
三
张之洞辞世两年后，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辛亥首义爆发并最终埋葬了清廷。
事后，欧阳萼曾对张之洞大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
张之洞派出留学的湖北学生多激进，因其影响力大，所造成的影响也大，所以被人指责为辛亥之祸首。
担任张之洞幕僚近20年的辜鸿铭也曾戏称:“民国成立，系孙文与香涛合作的产物”。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亦在《澄斋日记》中直指清廷覆亡三原因：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而“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
恽毓鼎在日记中痛骂张之洞：“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之不顾也，民力之不恤也，……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
辛亥革命后，恽毓鼎的言词更加激烈，如1911 年11 月27 日所记：
“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
对此指责，九泉之下的张之洞恐怕也只能苦笑以对了。
节选自金满楼：《细读晚清七十年》，华文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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