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著名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宣告歇业。这一雄踞塞北200多年的商业帝国轰然坍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后的几年内，该号也曾费尽心机地进行复业活动，但终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大盛魁走完其最后的时光，以完全散伙而告终，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有人称，其于1946年解散）。而今有些文章似乎从中发现了什么，将其美化成诚信经营的典范，但事实又是如何呢？
其实一些老呼和浩特市人对大盛魁多有诟病。他们常拿其对牧民的不等价交换做为一种调侃。《（呼和浩特）商业志》则对大盛魁的内部组织结构、经营模式以及兴衰沉浮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客观评价。
清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出现了大盛魁等三大旅蒙行商，其中以大盛魁财力最为雄厚和最具代表性。其有大小分号、联庄近20家，并设有自己的茶庄、绸布庄、钱庄、票号，号“半个归化城”。实际上从发家之初，大盛魁便走了一条捷径。这暂且不表。而其经营过程中，用今人的观点看，至少涉嫌“垄断”“不公平交易”等问题。
清咸丰年间，大盛魁总号从漠北迁至归化城。以归化城为基地，其从各地贩运来的货物，以及从漠北贩来的牲畜等货物都在此地集散和中转。由于大盛魁的贸易额在归化城的贸易总额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拥有了绝对的市场话语权。归化城市场上的几种重要商品，都由大盛魁来做开盘行市，如果该号的货物未运到，就必须推迟开盘。《商业志》由此认为，这体现了大盛魁的市场垄断性之一斑。
再说其对茶叶市场的垄断。《商业志》载，清代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的茶庄，只有牛桥街德品茶店一家，专售清茶、外府茶，亦售苏茶。偌大的一个归绥，缘何只有一家茶庄。据分析，这是由于大盛魁对塞北茶叶市场进行垄断性经营出现的怪象。其以雄厚财力，培育出包括从茶叶采购、仓储、运输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完整链条，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并利用其享有的某种“特权”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在很大程度对归化城主要是漠北地区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市场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或变相垄断。在此情况下，清代归绥只有一家茶庄，似乎也就不奇怪了。
另有文章称：清同治之前，山西庄（由祁县、太谷商人为主形成的商帮）独霸了“外路”——乌里雅——新疆（西营）的生意……所谓“独霸”，显然是“垄断”的另一种表述。
大盛魁以“放票”（一种高利贷）为主要业务。其商品经营范围“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甚至还卖冻饺子。每年冬至过后，制作大量羊肉馅饺子，冷冻之后，作为春节应时商品运往漠北出售。日用百货是大盛魁的重要经营项目，其中砖茶、绸缎、生烟、布匹及哈达等产自各地的手工业产品销量最大、利润惊人。
以砖茶为例，《商业志》称，为适应牧民口味和方便运输，大盛魁和茶商协定，制作出物美价廉的“三九”砖茶。一块砖茶，在归化城，价值三钱多银子，运抵前营卖四钱多银子，这是一般旅蒙商的利润。而大盛魁赊给王府的砖茶，以每块五钱银子起算，为预防在议定限内涨价，事先提高为八钱。除去运费，一块砖茶至少有四钱银子的纯利润，其利润率在100%以上。
有资料称：旅蒙商起源于清朝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时的随军贸易。在当时草原交通闭塞的条件下，旅蒙商对牧民进行了不等价交换。
从《商业志》中了解到，在归绥的一些旅蒙商活跃于城乡牧区之间，通过低价买、高价出，索换高出原商品价值十几倍的畜产品。大盛魁对牧民采取春赊秋还的手段，价值一两银子的绣花哈达，赊期二年九个月，要牧民付出五十只棉（绵）羊还债。单个的旅蒙商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匹马换一只烟嘴，一只棉（绵羊）换五合（盒）火柴等。
大盛魁是绽放于封建末世的一朵奇葩，与大清帝国的兴衰共浮沉。它的兴衰，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其通过种种手段，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当洋货大举进入漠南和漠北市场之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大盛魁缺乏招架之功，最终一败涂地。不管怎样，它也许仅是一种特殊的商业现象（所以特殊，因为当时一些商人与官府有密切关系。以大盛魁为例，据《商业志》载，清代开了捐例后，其在北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的座庄掌柜，都买了官衔；归化城总号的经理，买到了“候补道”的顶戴，相当于盟市级的官衔）。在看到其起到促进商贸流通的作用外，还应看到其另一面。以科学的态度对其开展学术研究，并对其成败兴衰给予客观评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归化城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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