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内，一位来自棠下镇大井头村的老人带来了一张欠条。这张欠条的出现不仅震惊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更震惊了全国。
欠条上的主要内容是：
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五千元，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此据在偿还之日终结。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
民国33年12月29号
民国33年也就是1944年，距离2011年已经长达67年之久。若是按照利息连本带利返还，当地政府则需支付三万多亿人民币。
带来这张字据的老人叫做梁诗伟，是大井头村的一位低保老人。不久之前，蓬江区民政局刚刚处理完梁诗伟的第一张借条，没想到短短几日他又带来了这张天价借条。
借条中的鸿文三姐是谁，这两张借条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梁诗伟又是如何得到借条的？
这一切还要从他的父亲梁鸿文说起。
记忆中的第一张借条
梁诗伟的父亲叫做梁鸿文，一直以乞讨为生，直到十几岁时被卖到了美国，这才结束乞讨生涯。或许是运气好的缘故，梁鸿文竟然意外的成为一名富商。
不过到底是思乡心切，晚年的梁鸿文想要落叶归根的心情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带着在美国多年的积蓄回到国内，落户在大井头村。
梁鸿文用手里的钱置办了一栋大宅子，又添置了许多土地，一跃成为大井头村的大财主，先后娶进六房老婆。上面提到的鸿文三姐，就是梁鸿文的三姨太。
梁鸿文前两个老婆去世早，所以鸿文三姐虽然名义上是三姨太，实际已经成为了家里的女主人。
更重要的是，鸿文三姐有管理方面的才能，将梁鸿文的资产打理得井井有条，这点村里人都有目共睹。
梁鸿文80岁那年，梁诗伟出生了，生母为鸿文六姐（梁鸿文六姨太）。没过几天，鸿文三姐就按照习俗将梁诗伟抱到自己身边抚养。
所以不论从名义上还是感情上，鸿文三姐都是梁诗伟的妈妈。
在梁诗伟三岁那年，父亲梁鸿文去世了，鸿文三姐成为梁家的掌舵人，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家族。
当时的大井头村并不太平，鸿文三姐要面对的不仅是家族资产的纠纷，还有日本人的骚扰。好在这里也是抗日游击队的重点活动区域，日寇有所顾忌，不敢太猖狂。
梁诗伟二哥有一个女儿叫做梁月娇，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的一员。梁诗伟记忆中的第一张借条，就与梁月娇有关。
1944年10月13日晚，梁诗伟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大声问了一句：“谁呀，这么晚有事吗？”
“开门，是我，梁月娇。”
听到熟悉的声音，梁诗伟赶紧跑去开门，看到多日不见的梁月娇，他开心地问道：“你回来了？”
梁月娇似乎心不在焉，敷衍回答了一声就向里走去，与之同行的还有几个不认识的男子。其中有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诗伟虽然只有6岁，但也知道梁月娇是游击队的成员，和她同行的一定是她的战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梁诗伟赶紧把门锁好。
刚回到屋内，梁诗伟就听梁月娇说：“妈妈，我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听到这句话，鸿文三姐赶忙吩咐下人准备饭菜。这几人风卷残云吃完饭后，并没有立即去休息，反而互相看了看，似乎有话要说。
鸿文三姐察觉到几人的异样，开口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妈妈，我们吃饱了，可队里的同志还饿着肚子呢。”
“咱们家今天打了一些新米，你们带回去吧。”说着鸿文三姐就带着梁月娇等人去拿粮食。
“不能就这么拿走了，称一下多少斤，咱们得立个字据。”
“对对对，不能白拿群众的粮食。”
这时队伍里那个较矮的男人走了出来，对鸿文三姐说：“有没有纸，我给您写个借条，等抗战胜利后将粮食还给您。”
“我有，我有！”梁诗伟跑回房间将自己的本子拿来，撕下一张，递了过去。
个子矮的男人接过纸，提笔写道：
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60斤，待胜利后由当地政府按每年一倍偿还，以此类推。
立据人：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李兆培
民国33年10月13日
在梁诗伟的记忆中，游击队经常来到家中带走一些物资。
只不过当时的梁诗伟年纪太小，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打了借条，单单对梁月娇这次借粮记忆犹新。因为他不仅目睹了全程，就连写字据的纸都是他提供的。
后来鸿文三姐去世，梁诗伟家道中落，无法立足于大井头村，只能外出谋生，许多年都没有回到老家。鸿文三姐没交代借条的事情，梁诗伟也就将这段记忆掩埋起来。
转眼时间来到2009年，梁诗伟与一位爱好历史的朋友聊天，谈到民国时突然想起借条的事情。
“小时候游击队到我家借粮，还用我的课本写下一张借条，现在应该还在我家祖宅中。”
“那可太有纪念意义了，咱俩快回去找找！”
说着二人一同动身前往大井头村。
或许梁诗伟也没有想到，这一张60斤白米的字据，竟能引出三万多亿的债务问题。
意外发现第二张借条
到了大井头村梁家祖宅，梁诗伟凭借着记忆搜寻每个房间，可惜一无所获。正在犯愁之时，梁诗伟看到头顶的阁楼陷入沉思。
借给游击队粮食的行为在当时来讲十分危险，一旦被日本人抓到可是要掉脑袋的。这样一来借条的存放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定要放在一个别人找不到，或者意想不到的位置。
阁楼曾经是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这里一般不会有人搜查，整个房子里也只有这片区域没有寻找过，借条会不会被鸿文三姐藏在这里呢？
梁诗伟顺着梯子爬到阁楼上，果然发现了隐藏在牌位之中的借条。
如何处置这张借条？二人陷入迷茫之中。
按说这是游击队曾经亲自立下的字据，还有梁诗伟这个证人在场，国家一定不会赖账。但按照字据中的计算方法，延后一年翻一倍的话，从1944年到此时已经65个年头。
也就是说按照曾经的约定，政府需要将这65年的利息都算进去，一年翻一倍，此时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全世界能不能有这么多粮食都是个未知数。
可若是放弃这个借条又未免有点可惜。在那个粮食就是生命的年代，60斤白米的价格可不是个小数目，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借出去的粮食，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回来。
“借据上不是说由当地政府偿还吗，不如上报给政府，看看政府的态度，况且不一定非要连本带利的要回来呀，有一些赔偿就行了。”
想到这里，梁诗伟带着字据来到市政府。
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见到这张字据后不敢怠慢，立刻上报给领导，同时派人对借条的真实性进行检验。
其实当年百姓借给革命队伍粮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尤其是在一些革命老区。建国后不久，国家统一对这些借条进行了偿还，只不过梁诗伟等人错过了这次机会。
待检验出字据的真实性后，市政府立即同意对当年借出粮食的鸿文三姐进行奖励。考虑到鸿文三姐已经去世，她的奖励可以交给梁诗伟代领。至于怎么奖励，当地政府将此事交由蓬江区民政局操办。
按照字据中的偿还方式不现实，全国都没有那么多粮食，只能换成现金奖励。鉴于梁诗伟是低保家庭，生活并不富裕，民政局提议一次性补偿老人两万元现金，并适当解决梁诗伟其他方面的困难。
唯一的要求就是，两万元奖励发放后，梁诗伟不能再以这张借条的名义继续申请赔偿、奖励。
对于这个结果，梁诗伟感到十分满意，而且他已经计划好了，这些钱一到手就先给老宅翻修一下。毕竟这里承载着儿时的记忆，他不忍心房屋四处漏水。
再次回到老宅时，梁诗伟已经领到两万元现金，此次回来就是检查房屋情况，着手开始翻新。
在检查到一个仓房的房顶时，梁诗伟随手掀起一块砖，发现砖下面竟然帮着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已经被风雨腐蚀的变了模样，但可以确定它是上个世纪的款式。
梁诗伟小心翼翼将盒子拿到房间里，轻轻地打开它，拿出里面的羊皮钱包。羊皮钱包中藏着一张纸，上面的字清晰可见，又是一张借条。
这张借条是梁诗伟在老宅发现的第二张借条，也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张。
38石70斤米，全都换算过来是3870斤，再加上五千大洋和8两金条，这上面涉及的金额远比之前的60斤白米要多得多。
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物资的价值已经超过五百多万，更何况经过60多年的物价变化呢？这张欠条的金额达到了三万多亿。
相比于上一张欠条，梁诗伟更希望得到这张欠条的奖励，不是因为巨额的财产，而是因为这张借条后面有一句话：建议将鸿文三姐以革命家庭看待，其后代须保护及照顾。
这句话是写下这张字据的游击队员所加，不仅是对鸿文三姐的感激，更是对她支持革命的认可和肯定。
一旦这张借条被认可，对梁诗伟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组织上的改变，更是对鸿文三姐革命精神的奖励。
由于之前的两万元奖励是蓬江区民政局所发，这次梁诗伟轻车熟路地来到民政局，希望能够兑现第二张字据。
可对于这张天价借条，谁也没办法给出明确的解决办法。
天价借条的真伪
对于这个天价欠条，工作人员充满了疑问，当务之急，就是要验证出这张借条的真实性。
简单来说，游击队借走的是金钱和粮食。金钱好说，可以随身携带出去。可三千多斤粮食是怎么运送出去的，难道没有被敌人发现吗？
对于这个疑问，梁诗伟的回答是：“不是一次运出去的，是多次累计下来的数量。”
梁诗伟记忆中，游击队去过家里好多次，很多次都是拿着粮食回去的，如此说来这三千多斤是累计的数量倒也符合情理。
尤其是借条中有一个“共”字，极有可能不是一次性借出三千多斤。
但梁诗伟当时年纪太小，或许会有些记忆偏差也说不准。为了确保这张借条的真实性，工作人员找到鸿文三姐的女儿梁贤孝，希望她能回忆起关于这张借条的相关事宜。
“您能记起母亲当时借出去什么东西吗？”
“我记得有八根金条，还有五千大洋。”
梁贤孝比梁诗伟要大上几岁，对这张欠条印象比较深，这些数目正好与欠条上的记载相对应。
到目前为止，这张欠条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可信度了。若是能找到梁家以外的证人，就能百分之百敲定这张借条的真伪。
随后工作人员将两张借条放到一起进行比对，发现里面都出现了“抗日游击队三中队”这支队伍。
既然第一张欠条是中队长李兆培亲自立下的，不如就从李兆培为突破口，去找他的后人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得到最终线索。
来到罗江村后，工作人员找到李兆培的住所，在门外敲了许久都没人开门。
“你们来找谁？”
正在工作人员打算继续敲门时，身后传来一句询问。
“李兆培家住这吗？”
“李兆培解放后就搬走了，一直没有回来。”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不禁有些难受。转念又一想：来都来了，要不从周边打探一下吧，或许有惊喜。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询问欠条的事情，结果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没跟我们说过。”
看来李兆培这条线索是断了，只能从三中队里其他人入手。工作人员第一个想到中队的指导员廖健，可惜廖健已不在人世。
好在他的妻子简惠仙身体十分硬朗，而且她不仅是大井头村的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对于同村的鸿文三姐，或许简惠仙也有了解。
“您知道第三中队找鸿文三姐借粮的事情吗？”
听了工作人员的询问，简惠仙稍稍思索后笑着说：“我知道，游击队总找她借钱、借物资，只要她有的都会支援出来。”
“梁家有个孩子叫做梁月娇，是第三中队的，一直参加革命。”
听到简惠仙的回答，工作人员知道这张欠条基本上就是真的了，不过还是继续问道：“这么多物资，鸿文三姐拿得出来吗？”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其他人关心的问题，在1944年轻松拿出价值五百多万的物资，整个家庭却不受影响，梁家到底多有钱？
“当然能拿出来，她家是当地最有钱的。”
听到这里，大家明白了梁诗伟家在当地是首富，再一联想到梁鸿文是美国回来的有钱人，能有如此底蕴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实调查到这个程度，不论是民政局还是网友，都可以确定这张天价欠条的真实性。
只不过有一个巨大疑团笼罩在大家心头：欠条上说的是胜利后由当地政府偿还，为什么鸿文三姐没有及时找到政府呢？而且国家曾经统一处理过这些欠条，那个时候梁家人在哪里？
其实不是梁家人疏忽，而是鸿文三姐意外而死，家中多年的积累也毁于一旦。这些欠条才被藏在老宅里，渐渐被人遗忘。
自此之后，梁诗伟远走他乡，从富家少爷变成普通工人。若不是和朋友聊天，或许这两张欠条就永远都无法重见天日了。
梁诗伟坚决要民政局解决这第二张天价欠条，为的不仅仅是那些身外之物，更重要的是想让鸿文三姐的曾经的付出得到肯定。
这不仅仅是梁诗伟的心愿，同时也是梁贤孝（鸿文三姐亲生女儿）的心愿。她知道自己年事已高，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人世，特意写了一封委托书，将这件事交由儿子林炳铨代办。
面对电视台的采访时，林炳铨诚恳地说：“我们并不是想要网上说的那么多钱，给我们那么多钱也花不完。我们想要适当的补偿，最重要的是为家人正名。”
按理说林炳铨的要求并不过分，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难以实现的天价欠条
第二张欠条并不像第一张那么简单。首先第一张欠条数量不大，民政局有足够的权限处理，双方都能够达到满意的程度。
可第二张欠条却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并不是民政局推脱不作为，而是真的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若是按照欠条的规定，最后需要偿还梁诗伟三万多亿。这个数字已经比当时一些省份的GDP还要高，即便是民政局想如实返还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这时有人就会说：“林炳铨不是说适当补偿就可以吗？为什么还要拖这么久呢？”
林炳铨确实说过不用偿还三万多亿，不过“适当”这两个字也并不好把握。按照当时的物价来算，鸿文三姐捐赠的物资价值五百多万。
这么多年过去了，物价、购买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五百多万换算到现在，同样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如果只是象征性的补偿，势必会引起不满，毕竟梁家曾经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最后却连本金都没有得到。占百姓便宜不是政府的作风，梁诗伟等人也未必会同意这个方案。
可若是按照原价赔偿，这么大一笔钱从哪里出？蓬江区民政局有没有这么多钱？支出这么大一笔钱是否会影响城市建设和百姓生活？
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不容得我们不考虑，而且国家对于建国前的欠款如何处置并没有明确规章制度，民政局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先例，这也是赔偿一事一直没有完美解决的原因。
不止是梁诗伟等人着急，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纠结。
就在双方都无计可施之时，有人提出一个建议：既然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就走司法程序呗，将这个难题交给法官，法官怎么判民政局就怎么执行。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实际上根本不可行，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太长了。
按照我国的民法，这种债权类纠纷的最长期限是20年，很显然这张借条已经超出期限，从法律上就已经不受到保护。
也就是说这张天价欠条没法通过强制手段维权，民政局也同样没有解决办法。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
这时有人想到了曾经国家偿还过的那批欠条。
或许很少有人能比鸿文三姐的数量大，可积少成多加起来肯定不是小数目，当时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偿还方式呢？
根据资料显示，集中处理的那些欠条统一被当成国债，最终实现百姓和国家的双赢。百姓得到实惠，国家也能减缓一部分压力。
其实按照曾经的处理方式来看，将鸿文三姐的欠条当成是国债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可惜这个想法迟迟没能实现，这个天价欠条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
欠条没有解决，为鸿文三姐正名自然没能实现，对后人来说，或许这才是最大的遗憾。
总结：
按照中国自古的传统，欠债必须还钱。可面对梁诗伟这张欠条，大家却产生了分歧。
有人认为不应该还，至少不应该还那么多，利息这么高不是国家不还，而是种种原因之下被梁家人拖到现在。这么大一笔钱对国家来说也是负担，应该适当减免。
当然也有人认为必须还，既然当初说好是借的，不管过了多久都应该履行承诺，更重要的是，这是对曾经支持革命的百姓的一种肯定。
其实从游击队写下这张欠条，以及民政局对第一张欠条奖励两万元来看，政府并没有拖欠百姓的意思，只是没有合适的方案处理这张天价欠条。
事情过去了这么久，热度也逐渐下降，鸿文三姐的欠款能不能追回，政府是否应该赔偿呢？或许只能默默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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