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病在北京去世。在他去世很长一段时间后，曾经的战友们相互沟通发现，原来大家都没有收到王建安去世的消息，因此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参加王建安的追悼会。
大家都知道，革命年代一起打过仗的友谊都是弥足珍贵的，那为什么王建安的家人连他去世的消息，都不愿告诉这些老战友，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来参加王建安的追悼会呢？
开国上将王建安
从放牛娃到军队司令
王建安出生在一个叫做桃花区朱家垅村的地方，虽然这个地名带着“桃花”的字眼，但这可不是所谓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贫苦的小村庄。王建安的家里是佃户，一年到头来，地里的收成还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计，所以王建安小时候根本就吃不饱饭，沿街乞讨也是常有的事。
那时候的王建安还叫王见安，在饥寒交迫中成长的他，多么想逃离这种苦日子，他开始渴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可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哪里还能再供养得起一个学生呢？无奈之下，懂事的王见安便默默地将自己想读书的想法，埋藏到了心底，平日子只能通过自学学会写字，还背会了三字经。
14岁时，王见安就为了生计来给地主放牛，偏偏这个地主剥削压迫人最严重，王见安这个放牛娃，在平日里更是没少挨打挨骂受欺负。为了少挨些打，王见安便跑出了地主家，出去学习武术，待学成归来后，王见安看到地主又在欺负别人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不仅冲上去揍了地主老财一顿，还一把火烧了地主家的房子。
旧社会时期的地主阶级
虽说王见安这么做是为了伸张正义，出了手就绝不后悔，但像地主那样黑心肝的人肯定会伺机报复，想到这里，王见安便将名字改为“王建安”，然后就从家中逃到了武汉。他思来想去后决定参军，为自己争取一番天地，就这样，16岁的王建安成为吴佩孚部队当中的一名小兵。
很多旧军阀的军队中都存在陋习，吴佩孚所在的军队也是如此。在军中的这段日子里，勤奋好学的王建安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并在军中待了两年后就决定离开旧军阀的队伍，他已经想好未来的道路了：参加赤卫队，走上革命道路，为穷人争取福利。
回到老家后，王建安凭借自己积攒的见识和本领，联合自己身边的60多个贫民，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队伍也渐渐有了名气，并和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
1927年，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王建安参加了麻黄起义，成为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当中的一员，并且率先登上了黄安西北城墙的云梯上。因为胆子大还有勇有谋，王建安从战士到团政委，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红四军时期的王建安
草地里的战友情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时，王建安已经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带领红四军开始长征。长征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征途，前方是漫无边际的雪山和草地，后方则是敌人的追击，因此红军每行进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王建安带领的红四军也一样，跟着大部队的方向艰难前行。
这一日，王建安在带领红四军快速过草地时，看到不远处有几个人行走得十分缓慢，于是他便跑过去瞧瞧他们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待走上前去后，王建安才发现，原来是几个士兵在搀着一个受伤的人在艰难前行，而这个受伤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乡陈锡联。
陈锡联是一位作战十分勇猛的指挥官，带领队伍打了不少漂亮仗，而如今他之所以受伤，则是因为在几天前，和敌人交火时被敌人打伤的。原本受伤的陈锡联应该立即停下来接受治疗，但为了不影响大部队的行进速度，他说什么也要跟着大家上路。只不过因为伤势太严重了，动一动就是撕心裂肺的疼，所以哪怕有几个士兵搀扶着他，陈锡联也是走得分外艰难。
开国上将陈锡联
看着陈锡联因为拖慢了同志们的速度而自责不已，王建安便拍胸脯保证，自己一定能让他跟着大部队出草地，保证不会拖慢大家的速度。王建安的手下一听到自己的首长这么说，赶紧上前制止：
过草地原本就十分艰难，战士们缺吃少穿，为了能够早点走出草地已经日夜行军了，如果现在再带上一个病号，肯定会拖慢行军速度的。
王建安听后很是生气，他指责属下没有一点团结精神，眼下红军处境艰难，只有大家团结在了一起，才能真的走出草地，渡过难关。王建安的属下听完这一番话，羞愧得抬不起头，也再不好意思说什么了。就这样，为了能够带领陈锡联安全走出草地，王建安带着自己身边的战士们，轮流搀扶着陈锡联往前走，几个人之间相互交替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倒也没觉得累。
在陈锡联的体力实在跟不上时，王建安还将司令部拉资料的骡子给腾了出来，将陈锡联捆在了骡子上，加快了行军速度，最终将陈锡联平平安安地带出了遍布沼泽的草地。
因为这件事，王建安和陈锡联两个人的关系变得逐渐亲密起来，直至多年后，陈锡联还表示王建安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王建安，他可能就死在草地当中了，这份恩情他将一直记在心里。
红四方面军
“山东‘双雄’”之间的矛盾
1935年的夏天，经过将近一年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但因为张国焘的问题，红四军只得又一次跟随张国焘南下爬雪山，在承受了巨大损失之后，才终于在1936年抵达陕北。1937年，党中央针对张国焘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并且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当时已经被派到抗大学习的王建安，也多次参加了关于张国焘的批判会。
在批判会上，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激动，再加上张国焘实际管理过红四方面军，因此会上针对红四方面军的声音也渐渐起来了。许世友和王建安一样，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成长起来的，1936年带领部队来到延安之后，也和王建安一同被派到了抗大学习。
许世友十分不认同张国焘的“出走”，但他对红四军的感情十分深厚，眼看着红四军也受到牵连，他有些按捺不住了，便对此进行了反驳，最终和他人这样争执来争执去，竟然直接把自己气到住院了。
病床之上的许世友越想越气，竟然萌生出“离开延安，回老根据地打游击”的错误想法。许世友生病之后，原来在红四军当中的战友们都来探望他，大家都很郁闷红四军受到的影响，一听到许世友的提议，大家竟然都同意了这个想法，串通好了要回去“打游击”。
许世友将军
王建安作为红四军中的将领，自然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越想越不对劲，这是严重违反了纪律的行为，决不能让大家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会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那要不要举报呢？一旦举报，势必会影响到大家未来的发展，王建安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转眼就到了大家当时约定好的4月4号，眼看着大家都没有留下的意思，就要不辞而别了，王建安只能上报抗大保卫处。保卫处处长在得到消息后吓了一大跳，看着王建安交代的名单上，都是红四军方面的重要领导，保卫处处长只能迅速跑到校长林彪那里汇报这个情况。
林彪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当即决定将所有师生全部召集集合，副校长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被点到的人需要出列，出列后就要被捆起来。最后一共点了30多个人的名字，也捆了30多个人。
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到的，当点到他时，他凭借着自己曾在少林寺学过的几招，一下子就跳上了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众人看着这架势，谁也不敢上前，一时间就僵持在了这里。
最后是红军总参谋刘伯承匆匆忙忙赶过来，好说歹说才将许世友从房顶上劝下来，下来之后的许世友气得浑身发抖，但还是让保卫人员将自己也捆了起来，和其余30多人一起被关进了窑洞当中。这时的许世友才意识到，原来是王建安“出卖”了自己。
在这件事之后，因为许世友带头闹事，所以他被开除了党籍，还被判处了一年的刑期。在这一年当中，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两次探望许世友，并且和他谈心，最终终于感化了许世友，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此对党忠心耿耿。
抗大保卫处
只是，哪怕许世友在此之后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带兵打仗，并且真的信服了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但他无论怎样都不肯原谅王建安，无法认同王建安的“临阵脱逃”和“叛变”，认为他这种行为一定会影响到带兵打仗。
面对许世友的误会，王建安几次三番地想要解释，可许世友却丝毫不给他机会。哪怕在抗战爆发之后，他们二人都来到了山东地区作战，经常要在山东军区的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不愿意跟王建安说话，甚至直接当做没有王建安这个人存在。
为了新中国握手言和
这种尴尬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这一年，王建安参与指挥的洛阳战役和豫东战役，全部大获全胜，这让王建安兴奋不已，在豫东战役胜利后不久，他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指令，要他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此时正在商议如何拿下济南，王建安和许世友因为抗日战争的成就，在山东一带很有名气，因此如何调节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关键。
抗日战争时期，王建安在山东
王建安带着胜利后的喜悦跨进了西柏坡，看到挂在墙上的山东地图，这时他心中已经明白了大半。毛泽东看向王建安，向他展开了一张用红蓝铅笔批注过的地图，详细地和王建安讲述了国共两党在山东地区的军事对比和下一阶段的任务，看着王建安听得已经差不多了，毛泽东话锋一转，说王建安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拿下济南。
王建安听到毛泽东的这句话后，立刻站起来，掷地有声地回答道：“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哈哈大笑，示意王建安坐下来，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此时才明白，毛泽东特地喊自己跑一趟，不止是交代作战任务，他懂得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其实他不是不服许世友，更不会因为过去的误会和矛盾而故意跟许世友作对。想到这里，王建安立刻跟毛泽东保证，自己会协助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这才放下心来，笑着和王建安说道：
“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
毛泽东说完，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随后，王建安又去和周恩来商讨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这一聊，直接聊到了第二天的清晨才结束。
王建安为了不延误战机，当天就启程赶回山东青州华野指挥部，向华野领导传达中央军委的指令，明确要求大家全力配合许世友的指挥部队，攻下济南。随着济南的顺利解放，许世友和王建安的关系终于有所缓和。捷报传回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十分兴奋，济南的顺利解放，证明了国民党占领的城市，再也无法抵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
朝鲜战争之后，王建安曾跟随彭德怀总司令出征朝鲜战场，并且立下赫赫战功。但因为朝鲜环境太过恶劣，原本常年征战就落下了一身伤病的王建安，坚持到1954年也不得不躺在病床上，等待被送回国内治疗。
作为唯一一个在1956年被补授了上将军衔的人，王建安在此后的人生当中，曾先后担任了沈阳军区副司令、济南军区副司令和福州军区副司令。
虽然共和国时期的副职，不像民国时期的副职一样都是虚衔，但很多当年的老部下都升到了比王建安高的职位上。对此，王建安从来没有过不满，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连叶剑英也对王建安十分佩服，由衷地赞叹道：
“自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解放济南战役
老将军的生前身后事
1975年，毛泽东根据王建安多年以来的工作成果，钦点他为中央军委顾问，希望他能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自从走上这个岗位，王建安经常跑去各地调研，除了西藏和台湾，可以说王建安走遍了中国。
有一次，王建安从外地调研回到北京汇报工作，恰巧遇到了和他同住一个招待所的陈再道。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是有很多话要说，便约定忙完之后一起去找陈锡联叙叙旧，谈一谈军队的工作。
彼时陈锡联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工作十分繁忙，为了节省时间，就嘱咐过自己的秘书，如果不是太紧要的事情就先帮自己挡一下。因此等到王建安和陈再道来见陈锡联时，就被陈锡联的秘书给挡下来了。
王建安见状十分生气，认为是陈锡联升了官职就摆起了架子，连老战友也不愿意见了，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有工作上的事情要交流。王建安打仗时雷厉风行的性格，也被带到了生活当中，就显得有些急躁，在发了好大一通火之后，又补充说：
“从此以后，我和他老死不相往来！我死了不用他来我的追悼会，他死了我更不会去他的追悼会！后天我就到北戴河，让他陈锡联自己看着办吧！”
年轻时期的王建安和陈再道
说完这些话，王建安拉起陈再道头也不回地就走掉了，反而让陈锡联的秘书愣在了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最终只能将事情的经过向陈锡联汇报，请他定夺。
陈锡联听到之后，赶忙让自己的秘书给王建安的秘书打电话，请王建安和陈再道第二天下午三点到自己的会议室来。
第二天的时候王建安仍然没有消气，为了试探老战友是不是真的耍官威，还迟到了一会儿才去。等到了之后才发现，陈连喜仍然是客客气气、十分谦和的样子，王建安这才消气，在回去的路上还十分不好意思地和陈再道说，原来是自己误会了。
王建安对谁都是这样一副火爆脾气，他在外调研时，经常训斥那些有问题的干部或者公职人员，官职越高，训得越狠。有的是真的认真听取了王建安的意见，并认真改正，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打起了小报告，甚至有些都告到了叶剑英那里去。
王建安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是他不在乎，在王建安的心里，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调研、视察工作的王建安
晚年的时候，因为过度劳累再加上征战沙场时留下的一身病痛，导致王建安不得不住进医院。又一次在看电视时，王建安看到外国首脑的葬礼十分隆重，便便跟妻子说，追悼会越搞越大，花圈越送越多，这样对于人力和物力都是一种浪费。
因此，在自己最后病重的时间里，王建安不停地交代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自己死后不要搞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也不要通知自己生前的那些朋友，火化之后把骨灰撒到老家就可以了。
在王建安心里，他能够走到如今的位置上是因为老百姓的信任，自己当年是怀着一腔报国热血才选择参军的，如今怎么能因为自己的身后事，而耽误那么多人的时间来给自己送行呢？
也正因如此，王建安去世一个多月以后，一些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才得知王建安已经去世了。陈锡联还亲自打电话给王建安的妻子，问为什么没有通知自己，在得知王建安的遗愿之后，也是不由得感慨万分、止不住地叹息，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报答这份救命之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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