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18日，广东汕头举行了1.7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他们即将在此亲眼见证一位贪官的死刑。
不久，一个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被押了进来。他一进来，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眼里都闪烁着愤怒的光芒，有人甚至大喊：“处决大贪官！”
王仲案庭审照片
中年男人流露出了后悔的神色，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砰”！随着一声枪响，男人被枪决了，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大快人心。
而这个被处决的大贪官，便是原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海丰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仲。那么，王仲是如何走上贪腐的道路的？
1927年，王仲出生于天津蓟县（今蓟州区）一户贫农家庭。1947年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时，王仲转到地方工作，参加土改后，担任了区委委员、区委副书记和书记等职。从1976年2月起，王仲先后担任了广东海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同时兼任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
在工作的几十年里，王仲也曾为人们做过一些好事，然而，人性最是经不起考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王仲在经济时代的浪潮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他开始利用职权，搞生活特殊化。
王仲的腐败，从一台电视机开始。
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申请从大陆到港澳探亲的，以及从港澳地区来大陆探亲的人日益增多。海丰县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毗邻港澳，与港澳交通便利，在港澳谋生的海丰县人数达30万余人。
因此，改开后海丰县前往港澳的人，一直都居高不下。1979年的秋天，海丰县红草公社有位广播员申请去港。当时申请的人很多，这个广播员想要尽快得到批准，于是到处找人帮忙。
后来在他人的介绍下，广播员认识了王仲，他多次上门拜访，久而久之就与王仲的家人搭上了关系。眼看时机已经成熟，在一起与王仲妻子陈巧兰的交谈中，广播员问：“家里有没有电视机？”
这广播员多次上门拜访，哪能不知道王仲家里有没有电视机，陈巧兰心下了然，回道：“没有。”广播员领会其意，第二天便主动送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价格约450元）给王仲家。
王仲看到这一幕后，并没有拒绝，而是想也没想地便收下了这份“厚礼”。王仲收到电视机后，很痛快地就把广播员的出港申请批给公安局，这个广播员因此得以提早前往香港。
不久，海丰县师范学校的一位老师，得知用点“厚礼”贿赂王仲，便可以让出港申请获得提前审批，于是他也找上门去，请求王仲帮忙批准一家五口去香港。
王仲面对这个老师的请求也没有拒绝，而是暗示他拿点贵重礼物来。隔天，这个教师就带着一台彩色电视机，以及一台收录机来到王仲家。王仲在收受贿赂之后，这位教师的一家五口，也很快获准去港。
尝到甜头的王仲，早已把原则抛之脑后，因此之后只要有人来找他“帮忙”，他便不会拒绝，甚至他还会自己主动去索要钱财。
一次，王仲探听到有一位港商的家属申请去香港，于是他亲自邀请这位港商的家属出来，表示要为其提前审批。最后，这名港商的家属果真提前拿到了审批，而王仲也得到了一台最新款的电冰箱。
后来，王仲又收受、索取了三个人的贿赂，计有电视机4台、收录机1台，再加上他之前收受的广播员、教师以及富商家属的贿赂，收受的赃物一共有电视机6台，收录机2台，电冰箱1台。
而王仲受贿后，都会把这
些东西转手卖出，然后将卖得的钱存入银行。而一步步走向腐败深渊的王仲，渐渐地已经不满足于收受贿赂了，他利用自己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将魔爪伸向了那些被截获的走私物品上。
时间进入到1980年7月，当时海丰县正处于打击走私贩私的高峰期，每天都会有很多走私船被查获，那些被查获的走私物品，在汕尾镇堆积如山。
此前，为了不被人发现自己受贿的事，王仲总是称病在家休养，不过多出现在人前，然而在这个时候，平时经常“养病”的王仲，忽然之间腰不疼了，腿利索了，神采奕奕地跑到汕尾镇搞“视察”。
但这个“视察”到底是什么，明眼人都清楚。王仲来到汕尾镇，犹如来到了藏宝洞，在这个“藏宝洞”里，摆放着大批电视机等新鲜玩意儿，以及各式各样的洋货，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王仲如同西方的恶龙，两眼发光，钻入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最后用丰田车满载而归，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
王仲落网之后，据警方查实，他在汕尾镇拿的东西，就有180多块手表、8台收录机，还有衣服、其他贵重药物，以及吃的玩的一大批。
在此期间，为了更顺利地拿到更多的走私物品，王仲挖空心思，开始把自己的家属安排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原来在潮阳县工作，后在1958年自动退职。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对这类人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王仲便利用这一点，不仅为陈巧兰恢复原职务，还把她提升为县文化馆的副馆长，后来又将其调到汕头地区民政处工作。
另外，王仲还为他的几个子女都安排了工作，并且很快将他们转为干部，安排到政法部门工作，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法之家”。可是讽刺的是，这个“政法之家”一开始就是目无王法的：王仲抢私，他老婆藏私，他儿子贩私。
王仲的家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贩私市场，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在王仲家进行私货交易，洽谈办理申请去港事宜，简直就是一个“犯罪之家”。王仲无比嚣张，但嚣张的同时，也会施放烟雾弹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但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仲带头侵吞缉私物资的行为，在海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走私活动愈发猖獗，根本得不到有效制止，进而导致许多严重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影响到民众生活，于是许多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
收到检举信的上级机关立马派人去调查。1982年3月，广东省检察院以及汕头地区分院依法对王仲立案侦查。而中央得知这件事后，也十分重视。
邓公表示：“现在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而且性质都很恶劣。”
因此邓公向各级部门指示，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陈云也多次听取案情报告，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
工作组成员不敢糊弄，认真调查。面对调查，王仲态度十分恶劣，一直对检查院起诉的全部犯罪事实进行否定。
但不管王仲如何否定，证据就摆在眼前，他贪污、受贿的证据和事实均已被查明。经过调查发现，从1979年至1981年7月，王仲利用职权批准出港人员提前出境，从中受贿1.1万多元；从1980年4月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总价值达到了5.8余万元，总金额达6.9余万元。
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十几块、几十块，“万元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6.9余万元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它相当于一位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可以想象王仲的贪污腐败，有多触目惊心！
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而毫无疑问，王仲的贪污腐败情节尤其严重，因为他不仅侵吞了公共资产，还拒绝认罪，多次狡辩说自己没有犯法。王仲应当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判处无期徒刑还是死刑，还在讨论。
有一些人认为，王仲是个老同志，做过一些贡献，是不是不要死刑。陈云得知后表示，王仲贪污腐败，严重影响了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带起了一个非常坏的风气，如果不进行严惩，那对党对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十分不利的。
经过讨论，1982年12月21日，王仲案宣判，判处王仲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17日，王仲死刑宣判大会在汕头召开。当人们得知王仲将要被执行死刑时，那是奔走相告，很快宣判大会上便聚集了万余人。
宣布执行死刑时，王仲面容灰败，瑟瑟发抖，走向刑场前，他对看护人员说：“你得记住，当了官千万不要贪，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
这或许是死前忏悔，又或许是他终于知道害怕了，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贪污腐败就必须付出代价！
这样一个在当时影响力巨大的案件，随着王仲被执行死刑而落下了帷幕。后来，王仲案也被称为我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因为他是改开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虽然王仲案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仅在当时警醒了一批人，在现在也依然发挥着告诫的作用。王仲案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领导干部犯了罪也不会网开一面，只有犯了罪便一定会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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